1965年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卫生部工作，毛主席问为何卫生资源只集中在城市，不顾农民健康？
1963年腊月的一场大雪封住了冀南平原的土路，临江县赵庄的产妇在炕上挺了一夜，家里人跑了三十里才把城里的医生请来，孩子却已哭声渐弱。老乡拍着桌子嘀咕：“穷地方，连个会接生的都没有。”这句埋怨，不仅刺痛了在场的卫生员，也暗暗传到北京的一些耳朵里。
那几年，城市里的三甲医院灯火通明，电光X片与青霉素同在，而九成农民日落而息，生病靠输液更靠硬扛。有人统计过，全国八成以上的医生集中在大城市，乡下每千人不到一名，十里八村共用一个赤条条的卫生室，药箱里常常只剩下紫药水和棉签。资源失衡成了摆在决策层案头的沉重文件，开不出的药方就是公平。

钱信忠真正听到这些声音，是在1965年春天。此前他刚从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调进卫生部，履新没几天就被召进中南海。会上，他向中央汇报近年工作，满心想着炫一番城市医院的新设备，谁知刚说几句，就被打断——“农民看病怎么办？”对面的一句追问掷地有声。钱信忠猛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最关键的群体，额头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滚。
会后，他连夜翻出当年在太行山的旧笔记。1940年驻左权，那时缺药缺棉纱，他带着十几名卫生员在窑洞里煮盐水冲注射器，用山里草药给战士敷伤。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医疗救治离不开基层，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如今国已定，难道还能让农民继续等城里大夫？
6月26日，中央印发了很短的一纸指示，核心只有一句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被后人称作“六·二六指示”。钱信忠抓住这把尚未冷却的令旗，先在江西彭泽、海南文昌等疟疾高发区试点，一批医护人员换上草鞋，背起药箱下乡。有人开玩笑说：“城市医生一到乡下，先得学会走泥巴路。”

培训班紧接着办起来。课程不讲高深理论，拔牙、接生、打针、防疫四门必修。老师一句叮嘱：“背得动药箱就行。”五十天后，第一批“半农半医”的新面孔分赴生产队。村口看热闹的老汉问：“你们穿布鞋，敢给人看病？”年轻人笑答：“脚上沾泥才放心。”对话虽短，却把“赤脚医生”三个字悄悄写进了历史。
1968年春，上海川沙的王桂珍带着自己种的金银花往田里跑，一边插秧一边教大嫂们辨认中草药。傍晚，她给患疟疾的小伙儿喂下奎宁，家门口围满孩子。有人感慨：“这姑娘白天种田，晚上看病，比亲闺女还贴心。”同年秋，安徽金寨的黄钰祥把八名青年聚在祠堂： “先学止血，再学刮痧。”学生齐声应道：“学成后不离乡。”

医疗队下乡只是第一步，钱信忠又主张把卫生体系分成三级。县有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室，三级互补，遇上大病按序转诊。试想一下，没有电话、没有救护车的年代，要让病人安全转到县医院，靠的正是这些拿着听诊器、脚上沾泥巴的赤脚医生。1970年前后，卫生部一份内部简报显示，全国已有近60万人投入乡村一线，疟疾、伤寒、血吸虫病的发病率同步下降。
有意思的是，赤脚医生的名气还走出了国门。1974年5月，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上，王桂珍举着自己那只磨得发亮的搪瓷药箱，用并不流利的英语讲起“农民医生”经验。会后，多国代表围着她问：“你们培训多久？”她回答：“够用就行。”短短一句，把“适用”二字说到骨子里。

当然，这个制度并非完美。有的赤脚医生文化水平有限，碰上复杂病症只能转院；药品供应不到位时，只能依靠草药和针灸。1980年代，随着卫生技术进步和执业规范的需求，国家决定让赤脚医生参加统一考试，合格后发乡村医生证书。1985年年底，“赤脚医生”正式谢幕，15年来累计培养的150万基层医务人员却成为乡村卫生网的骨架，他们中大多数留在了村子，继续写病历、打吊针、种药材。
“老李，血压再高可不行，少喝酒，多走动。”2023年初冬，在赣南山区的小诊室里，一位头发斑白的乡村医生还在叮嘱熟识的病人。墙上那张褪色的黑白照片里，他年轻时挽着裤腿站在稻田边。有人认出，这是70年代赤脚医生参加国庆游行时的留影。时代在变，白大褂换成了蓝背心，但那双沾着泥巴的脚印，仍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