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运周因“通共”嫌疑被调查，汤恩伯亲自核查，还能三年内晋升少将师长吗？
1941年初春，老河口冰雪尚未融尽，三十一集团军后方留守营却乌烟瘴气。仓库里堆满被剪开的军毯，弹药账目混乱，连骡马草料也被倒手卖给商人。汤恩伯在简陋的院子里看完报告，抬头只说了三个字：“先别吵。”表面风平浪静，私下里却已开始一场悄无声息的筛人行动。
就在这股整肃风暴里，一个名字成了焦点——廖运周。黄埔五期出身，曾任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副师长，一贯以“带兵能吃苦、理账分毫清”在同僚间小有名气。可这一次，他没因清名加分，反倒被人咬上一口：通共。理由并不复杂——他偶尔收过宣传队寄来的几篇战场见闻稿，而那支宣传队里混着地下党员。

“廖副师，你怎么也栽进去了？”有同僚私下替他抱不平。“清者自清。”廖运周只吐出一句，语气淡漠。可军令一下，他的指挥权立刻被封存，人被送到重庆中训团“补修课程”。表面读书，实则隔离审查。
干训班的日子并不好过。上下午军政课，深夜还要写自述。廖运周做事一板一眼，班主任靖任秋看在眼里，悄声叮嘱：“少说话，先活下来。”他点点头，却提笔写下两行大字贴在床头——“操戈为国，莫忘初心”。同舍的少校看了直摇头：“老廖，你这么写，真不怕找麻烦？”他笑笑：“字写出来，总比话说出来安全。”
比文字更醒目的，是他带兵操课的狠劲。跑圆场时，他和学员一样身背步枪；挑沙石垒地堡，从不落下最后一筐。炊事班浪费米面，他一个急行军冲到灶口，当场罚主厨站在柴垛前反省。消息传到汤恩伯那里，引来一句玩笑：“竟然还有人敢管伙食！”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并未急着定案，而是干脆把这位“嫌疑人”留在身边，任命其为干训班连长，静观其行。此举让不少人心惊：若真是通共，这不是羊入虎口？但汤恩伯的算盘简单——先看人，再下判。
很快，考验来了。一名警卫员仗势抢了老百姓一只羊，廖运周当晚便下令关禁闭。警卫员嘟囔着：“我是总司令的人！”廖运周没吭声，只让士兵抬来破木箱，自己坐在门口站岗。第二天，汤恩伯巡营，看见爱将蹲禁闭，脸色一沉：“廖连长，你可真下得去手。”他回答：“军纪若分人情，何来战斗力？”短短一句，让汤恩伯握着马鞭沉默良久。

整顿继续推进，仓储处、后勤处、财务科接连有人落马，账目层层翻出窟窿。廖运周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食堂门口：“军粮民膏莫作口腹之奉，抗战大局宁容一丝侥幸。”横批只有一个字：“戒”。学员偷偷传看，私下议论：“这人是来送死的吧？”然而几周后，汤恩伯却把他叫到指挥部，递上一封电文复印件——蒋介石批准廖运周回师，暂挂副师长原职，继续受观察。
这种“挂名”持续了三年。前方激战，后方政潮翻涌，他却像一块石头按在一一〇师司令部：每遇拉练亲自断后，军饷分派一律按兵头计，任何人不得克扣。一次发鞋，他干脆把自己那双新军靴让给了连级军官，穿着布鞋跟队伍趟过泥沼。士兵们背地议论：“老廖怕是有钢铁脚板。”这股风气，竟把原本人心散漫的一一〇师硬生生拉出了几股冲锋的劲头。

1942年夏夜，汤恩伯抵达前线视察。曲折的堑壕里，他看见廖运周伏在炮位旁，用米珠测距，指挥迫击炮反击。炮声停歇，汤转身对副官低声道：“此人若通共，天下就没一个干净人。”随后，一封电报发往重庆：建议即刻授廖运周少将衔，并正式出任一一〇师师长。
不久之后，命令下达。有人替他庆贺，他只说一句：“兵权既复，军纪得更紧。”多年以后，人们回忆那段岁月，总把他的名字与“吏治严明”连在一起。政治的迷雾终究散去，可那副写在营墙上的对联，却一直留在士兵的记忆里，提醒后来者：战阵之外，还有操守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