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治向毛主席提出要三千万，周恩来当时犹豫未插话，毛主席反问为何要找我们呢？
1948年深冬，第一野战军在西北高原设立前线指挥部，大雪没过膝盖，营地里唯一的医疗帐篷却灯火通明。李治端着一壶刚煮开的热水，弯腰钻进帐篷，他要给一位被低温折磨的士兵做简单的理疗。谁也想不到，这位留着短须、动作麻利的军医两年后会把国家财政部逼得满头大汗。
长征结束后，红军里真正懂手术和内科的医生屈指可数，李治算其中翘楚。他原本是江西永新县一名私人诊所的小先生，1930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江西赣州做随军军医。巧合的是，他在一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短暂犹豫后交出了药箱，从此跟着红四军转战赣南。药箱不大，里面只有碘酒、棉布和一把止血钳，却为他赢得了“会动的小医院”的名号。
长征途中缺医少药，最让人头疼的不是枪伤而是高烧与感染。1935年4月，毛儿盖一带气候潮湿，周恩来连日高热。李治守在简易床边，拿着手帕一遍遍擦汗。“你要顶住，不然前面谁来定作战计划？”他在昏暗的油灯下给周恩来喂下最后一粒奎宁。七天后，周恩来能坐起身提笔，张嘴就说：“李医生，等革命胜利请你喝酒！”旁边的贺子珍抿嘴笑，顺手把一块干粮塞到李治口袋里。

延安时期，中央机关对医务人员的依赖远超想象。窑洞里外线电话不断响，毛泽东批文件的空隙常顺手把鸡蛋放进竹篮，交给警卫：“送给李治，他又熬夜了。”有一次李治自己跌倒高烧，毛泽东写下一行字条：“李治同志不能倒。”这条字迹歪斜的便条被秘书贴在墙上，成了卫生处最硬的规章制度——谁也别让李治累垮。
1949年8月，北平城刚改名北京几个月，中央决定在城里办一所正规军事学院。刘伯承以院长身份联络校舍、教材，却被卫生部门绊住：没有X光机，没有高压灭菌器，更别说能做血型交叉的离心机。李治在院长办公室里“哐”地把预算表拍在桌上：“没设备，教什么现代战地救护？”刘伯承沉默片刻，递过一封信：“这个问题，你直接去找中央，别跟我磨。”

1950年12月15日清晨，北京下了场小雪。李治穿着旧呢子大衣，怀里揣着那张满是红色批注的预算表，一步步走向中南海西门。警卫见他腰间挂着手枪，皱眉询问，他淡淡一句：“部队制式装备，不得存放营房。”警卫报备后放行。此情此景今日听来颇有传奇色彩，然而对当时的老干部而言，不过是公事公办——枪可查号入库，人照常见领导。
进屋后，他把文件递到办公桌前。毛泽东翻到第三页，眉头微锁：“3000万旧币？”周恩来凑近瞄了眼小声嘟囔：“这么大数目，财政紧着呢。”李治挺直腰板应声：“主席，打仗几十年，咱们欠下一套像样的医疗体系；现在要教书育人，再抠，就没人敢开刀。”房间里空气几乎凝固。毛泽东把手里的夹烟杆敲了敲桌角，目光扫过墙上挂钟，然后抬头：“钱可以给，不过要算明白，该花在哪儿？”李治立刻打开附页，逐条解释器械型号、产地、预估单价。几分钟后，毛泽东在末页写下“同意”两字，又添一句：“精打细算，用则俱全。”

那天会谈结束已近黄昏，周恩来送李治出门时忍不住笑道：“以后可别提‘没钱’三个字，免得主席再问一句‘那找我们干什么’。”李治回以半句玩笑：“总得有人替学生要把手术刀磨快。”
钱最终批下来，折算后约合3亿元新币，先期拨付三分之一，用于进口基础设备。1951年春，第一批高压灭菌器运抵北京车站，军事学院医务教室外人头攒动，年轻军医围着机器指指点点，像孩子看新玩具。李治站在远处，双手插兜，眼眶微红却没多说一句。
有人统计过，在随军行医的二十五年里，他用过的消毒锅换了五代，药箱补了七层布，唯一没变的是装在下层抽屉的体温表。那个玻璃管见证了从井冈山到延河畔的烽火，也见证了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信任与投入。军队有了成体系的卫生条令，军事学院开始培养批量医务军官，野战医院的牌子一路竖到朝鲜前线。许多年后，邓颖超提起那段经历，感慨李治“刀尖挑起无数性命”，这句话在卫生系统内部流传甚广，却很少见诸报端。

李治晚年常说，医生的价值不在豪言壮语，而在于“一刀下去，伤口能合得拢”。翻阅他的工作日志，会发现他记人名远多于记病名。那是一种格外务实的浪漫——在战火里救活一个人，比背熟十条教科书更有说服力。
回望1950年那个飘雪的清晨，3000万的数字不再惊人；真正震撼人心的，是国家在百废待兴时仍愿意为几台机器掏腰包，为一群军医腾出讲台。李治把这一切看得透，却从不张扬。他总说：“设备越多，医生越要手稳；资金越紧，账目越要明白。”这两句话，后来写进军事医学教材首页，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军医入门前必须朗读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