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粟裕带一位24岁副科长参加开国大典，陈毅在宴席上主动为他夹菜，称赞其很了不起！
1947年4月的白马关冷雨不断，二十二岁的魏来国趴在半截断墙后，用碎石记下击发次数。新兵凑过来，小声问：“魏排长，咱们还能撑多久？”他抬手示意安静，低声回了句：“子弹在，咱们就能在。”动静很小，却比炮火更有分量。
山东荣成的贫瘠海岸，把少年魏来国逼出家门。他十岁起挑蚕沙、割海草，父亲哮喘，姐姐被送作童养媳，屋檐下连一盏油灯都点不起。乡邻常说，这孩子眼神跟冬天北风一样硬。1939年，当地抗日青年队招人，他揣着半块煎饼报名，扛起一支短枪，这一步决定了此后七十年的轨迹。

枪法并非天赋。早期连队只分到三十发子弹，他和同伴打空壳练举枪，晚上对着篝火的火星掐秒晃腕。许世友巡视时见他托枪站桩一动不动，问：“腿不麻？”他只是笑。半年后，一次小规模伏击，他用九发子弹解决九个目标，被记上一等功。教导大队随即把他调去担任示范射手，从那时起，“一枪一个”的口头语在鲁中前线悄悄流传。
白马关防御战是考卷。国民党军连续五日轮番冲击，山口狭窄，弹药缺口极大。魏来国带的四连干脆依照距离分配火力：百米以内步枪，五十米以内手雷，二十米以内刺刀。战后统计，连队减员三成却守住隘口，军分区授予“硬骨头连”称号，他个人获“华东射击英雄”奖章。

下一年夏天，他被推举为华东青年代表，随代表团途经莫斯科赴波兰参加世界劳动青年大会。会上他用并不流利的俄语回忆胶东海边的打渔生活，台下掌声骤起。同行秘书长私下感慨：“一个渔家子弟，能让外国青年起立致敬，也算新中国军人的面子。”
1949年8月，第三野战军从苏州出发北上，战士们第一次换上制式军服。到达北平前夜，粟裕叮嘱：“会场上别紧张，你们代表的不止自己。”政协会议开幕当天，主席团席位里出现了这个二十四岁的副科长，与将军们同排而坐，引来不少侧目。散会后的小型招待宴上，陈毅端着酒壶笑道：“年轻人，把碗端稳，别怕菜烫。”魏来国立刻起身敬礼，耳根却红透。

战后平静来得并不顺滑。1952年他与大学毕业的南京姑娘洪芃登记成婚，舆论一度认为知识分子嫁给基层军官“身份不对等”。更棘手的是部队编制紧缩，他被临时安排到江苏某农场承担开荒任务。洪芃递上调令时只说了一句：“家在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对夫妻在盐碱地里搭土屋、喝咸水，度过了整整四年。

1978年，魏来国重返部队担任第27军副参谋长，随后升任副军长。那一年他五十三岁，右腿旧伤常在梅雨天复发，却坚持每天到靶场看新兵打靶，遇到动作走形，总要亲自示范。士兵们私下议论：“副军长的枪声，比哨音准时。”
进入晚年，他因长期高血压住进上海长海医院。洪芃把家当拆散，一箱箱搬入病房；夜深时，她翻阅医学院旧教材，记下药物剂量。2014年5月16日，魏来国去世，享年九十岁。军中老友前来吊唁，翻看他留下的笔记：第一页仍是白马关的射击要点，最末一页写着：“枪口朝前，脚跟要稳。”人已离去，字迹却像当年碎石计数般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