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时，毛主席仅用一荤两素款待，之后陈嘉庚为何送来两辆汽车
1938年4月，新加坡港口薄雾微凉，码头上一批写着“晋绥前线”字样的木箱正被装船。“必须赶在下周前运抵汾阳。”搬运间隙，那位花白头发的老人交代了一句。随行者低声问他成本，他却摆手：“救命的钱，不算账。”老人正是在南洋叱咤商界的陈嘉庚。
二十多年前，他还只是福建同安一间米店的小掌柜。1904年，橡胶价格飙升，他却把目光放在菠萝上，新利川罐头厂以三十万元资本起家，不到十年便扩张成跨国集团。同行不解，他笑曰：“衣食足，方能谈理想。”商业上的直觉和雷厉风行，让他在马来半岛声名鹊起，也让他的存折成为可以随时为故土下注的战备金。

财富滚滚而来，却未变初衷。1921年，国内战乱未息，他却在厦门荒坡上奠基一所大学，一口气掏出数百万银元。外人劝他“商场有风险，钱要留着周转”。他只回一句：“学堂起得高，民族才站得稳。”厦门大学的钟声从海风里传出，也把南洋侨社的公益热情点燃。
七七事变后，南洋侨胞惶然。他在旧仓库里召集乡亲，三小时集得首批二百万元，旋即挂牌“南侨筹赈会”。接下去三年，橡胶出口的利润、椰糖厂的红利、乃至家族储蓄，全数化作药品、棉被、罐头和救护车。汇丰银行的账簿上，每月都能见到“C.K. Tan”签下的大额电汇。

1940年初，他应邀回国。先抵重庆，蒋介石设豪宴，洋酒、鲍翅、银器在灯火下闪烁。宾主敬酒，陈嘉庚却眉头微蹙。饭后，他对身边同伴低声说：“兵荒马乱，还唱堂会，哪像打仗？”第二天，他带着慰问团折向西北，奔向黄土高原。
到延安已是深秋。窑洞外烟尘漫天，内部却干净朴素。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迎出洞口，寒暄极简，转身把他让进一间土炕。午饭上桌时，一盘腊肉，两碟野菜，外加玉米饼。毛泽东夹了块肉递来：“路远辛苦，请尝。”陈嘉庚摇头：“我不饿，倒想听听你们的计划。”周恩来摊开地图，介绍前线态势。陈嘉庚追问：“缺什么？”毛泽东答得干脆：“药品、车辆，越快越好。”他起身作揖：“药我筹，车我送。”

回到香港，再转新加坡，他跑遍橡胶行号，向同乡会、校友会、庙宇理事会筹措。不到半年，两辆雪佛兰大卡车和八十吨医药被装船北运。八路军的司机回忆：那两辆卡车爬太行山时，“油门一轰，后面扬起的灰尘像旗子”。物资送到前线，伤员得以转运，前沿的卫生条件略有改观。延安电台连夜播报捐赠者名单，“陈嘉庚”三个字在电波中反复出现，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侨领已经把手头的可动用资金压到极限。
战局胶着之际，陈嘉庚在《星洲日报》登文批评国民政府消极抗战，指责少数高官“胸无家国”。有人劝他低调，他只说：“我有南洋一席之地，无须向谁抬头。”这番话传到重庆，引来不少侧目，却也让延安对这位海外巨商多了几分敬意。

1949年秋，他随各界代表赴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开国大典那天，75岁的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望着广场上熙攘的人群，只说了句：“这回，总算把账结清。”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举为政协常委，又兼任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仍一本初衷，在集美、厦大加码投入，把旧时的“嘉庚风”延续进新纪元。
1961年8月12日，他在北京与世长辞。治丧名单里有周恩来、朱德等四十多位中央领导，规格之高，凸显官方对华侨功臣的礼遇。灵柩归葬集美学村，黄昏潮声里，校钟再度回响，一队队学生列队恭送。当地老人常说：那几声钟响，不止为一个人的落幕，更像在提醒后人，海上飘来的资本，也能在旱塬深处撞击出历史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