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老人走了，他三个女儿给他办了丧事，他没有儿子。丧事花了六万多，三个女儿为了这笔开支，闹起了矛盾。大女儿嫁在外地，二女儿也嫁在外地，小女儿嫁在本村。老人下葬完第三天，家里就剩姐妹三个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还有一沓厚厚的账单。


账本是二姐记的，她管钱仔细。白纸黑字，连买一包盐都记得分明：寿衣680，棺材4800，酒席28桌，每桌380，烟酒另算……总数是六万三千七百四十二块八毛。

大姐扫了一眼，说：“按说该三家平摊，一家两万一千二百四十七块六。”她声音很平，像在念报表。小妹没吭声，转身去灶间烧水，水壶坐在炉子上，嗡嗡地响。


空气里全是那嗡嗡声。二姐捏着账本边角，捻了又捻，纸边都起了毛。“我垫了四万整。”她说，“妈前年住院，我出的三万，爸说以后从养老钱里扣，可存折上……”

她没说完。大姐接口：“存折上就剩八千五，我知道。爸最后这半年，是我每月打两千，药费单子还在我手机里，你要看么？”她把手机屏幕按亮，又熄了。


水开了，小妹提着壶进来给两个姐姐续水。滚水冲进茶杯，茶叶翻了个跟头又沉下去。她放下壶，靠着灶台边站着，围裙上还沾着办丧事时留下的面粉印子。“大姐，二姐，”

她开口，声音不大，“我嫁得近，爸平时头疼脑热，半夜敲门叫我，都是我骑电动车去镇上买药。去年腊月他摔了一跤，是我和女婿背着他上的卫生院。这些事，账本上记不下。”

大姐听了，把手机往桌上一扣，指关节敲着桌面：“小妹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嫁得远不假，可每月两千块钱从没断过。

你问问村里哪家出嫁的闺女能做到这份上？路上来回一趟就要一天，你以为我不想在跟前伺候？”说着说着眼圈红了，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端起杯子猛灌了一口水。

二姐这时候把账本翻到前面几页，指着一行字：“棺材这笔钱，当时说好了要柏木的，姐夫非说松木就行，爸活着的时候可念叨过要柏木。”

她说的姐夫是大姐的男人。大姐一听炸了：“你男人还嫌酒席档次低呢，说亲邻随了份子不能让人笑话。最后烟酒都上了两档，多出来的钱你算过没有？”

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越说越拧。我琢磨着，这哪是为了一笔账闹别扭，分明是这些年攒下的委屈全借着这场丧事翻了上来。

老人活着的时候，养老送终的责任像一团扯不清的麻线，谁多做了点，谁少出了钱，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如今人不在了，那根绷了多年的弦突然松了，反倒把淤在心底的疙瘩全抖落出来。

小妹突然说了句：“要是咱们有个兄弟，是不是就没这些事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炉子上的水又烧开了，嘶嘶地冒气。

大姐和二姐都愣住了，谁也没接话。这句话戳到了根子上——在这个村子里，没儿子的老人就是“绝户”，连办丧事都得女儿们硬撑着体面。

六万多块钱，对三个各自有家有口的中年女人来说，哪一家都不轻松。大姐在北京当月嫂，二姐在城里超市理货，小妹在村里种大棚，这钱都是一把汗一把汗挣出来的。

安静了好一阵，大姐先开口了，语气软了下来：“我不是不想掏这钱，我就是觉得……凭什么啥事都要我们姐妹扛？村里那些有儿子的，丧事花再多也是儿子的事，闺女顶多哭两声。”

二姐擦了擦眼睛，把账本合上：“说这些没用，爸已经走了。我垫的四万里头，有两万是跟同事借的，人家催了好几次。”小妹转身从柜子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头是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数了数，八千。“我先拿这些，剩下的我年底卖完瓜再补。”

大姐看着那沓零钱，眼泪终于没忍住。她站起来走到小妹跟前，把布包推回去：“我不要你的，你在村里种地最不容易。”又转向二姐，“借的钱先还人家，我的那份我这两天就打过来。

小妹那份……能出多少算多少吧。”二姐低着头没说话，过了半晌，把账本撕了——撕的是最后那几页空白的纸，有字的一页她折好收进了口袋。“钱的事再商量，可爸走了，咱们三个要是也走散了，这屋子就真空了。”

窗外起了风，吹得院里那棵老槐树沙沙响。那是父亲生前最喜欢坐着乘凉的地方。姐妹三个望着那个空凳子，谁也没再提平摊的事。我知道，这事儿没完，往后还会有磕碰，可至少这一刻，她们记起了同一件事——她们流的是一样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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