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游泳后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省委书记请来一位老中医。老中医把完脉，手离开桌子，没拿笔：“要我开方子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少一个，这病我治不了。”

主要信源：（红色文化网——1957年毛主席重感冒，求助老中医被告知：答应三条件，否则难从命）

1957年夏天，青岛的海风带着湿气，毛主席在这里主持一场重要的省级党委书记会议。

工作间隙，他照例想去海里游个泳。

那天阳光很好，海面平静，他在浪里游了很久，心情舒畅。

可回来没多久，身体就不对劲了，先是鼻塞流涕，接着开始咳嗽，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连着几天精神越来越差。

随行的保健医生是西医出身，按常规开了退烧药和止咳药，可吃了几天，烧退了些，咳嗽却没停，失眠反而更严重了。

眼看会议日程紧，主席的身体撑不住，大家都急得不行。

这时候，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想到了一个人。

他跟身边人说，济南有位老中医叫刘惠民，医术极好，自己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找他准能看好。

舒同亲自登门，刘惠民一听是给主席瞧病，先愣了一下，随即沉默片刻，说：“我试试吧，但得按我的规矩来。”

刘惠民那年快六十了，走路利索，说话干脆。

他给主席诊脉时，手指搭在腕上，眉头微微皱着，半天没说话。

诊完脉，他提笔写了张药方，递给旁边的人。

可等药方传到主席的保健医生手里，医生一看就慌了，方子里有几味药的剂量很大，还有些药材在传统认知里偏“猛”，甚至有轻微毒性。

医生当场就说：“这药太险了，主席的身体受不了吧？”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跟着犹豫，万一出点事，谁担得起责任？

舒同却拍了板：“刘大夫的药我吃过，管用得很。他要提什么条件，我都认。”

刘惠民见大家不放心，这才开口说：“我开药是按病情来的，但主席身份特殊，我得有三个条件。

第一，抓药的时候，得让舒书记的夫人跟我一起去；第二，药得由她亲手煎；第三，煎好了，得由她端到碗，看着主席喝下去。”

旁边的人听了，心里直打鼓：这哪是看病，简直是立军令状啊。

舒同没多想，当场就应了：“行，我爱人石澜明天就来。

出了问题，我负责。”

可其他工作人员还是不放心，跑去跟主席汇报。

主席当时正靠在床头，脸色不太好，听了这事却笑了：“舒同都敢打包票，我还怕什么？就按刘大夫的方子来。”

大家见主席这么说，这才不再拦着。

第二天一早，石澜就跟着刘惠民去药店抓药。

刘惠民挑药材时特别仔细，每一味都凑近闻，用手捏，嘴里念叨着：“这当归得选头大的，黄芪要断面黄的……”

石澜在旁边看着，心里也踏实了些。

抓完药回来，她按刘惠民教的法子煎药，—用砂锅，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熬了半个钟头，滤出药汁，再添水煮第二次，把两次的药汁混在一起。

煎药的时候，刘惠民特意叮嘱：“火不能急，急了药性就散了。”

药煎好了，石澜端着碗进屋。

主席正批文件，抬头看见她，笑了笑：“辛苦你了。”

他接过碗，一口气喝完，眉头都没皱一下。

当天晚上，主席睡了个好觉，第二天咳嗽轻了，精神也好了些。

连着喝了三天药，感冒全好了，连之前一直困扰的失眠也没再犯。

主席拿着药方翻来覆去看，指着其中一味药问石澜：“这酸枣仁，怎么既有生的又有熟的？”

石澜说：“陕北的酸枣仁最好，当年在延安，我们常摘来当水果吃。

生的提神，熟的安神，混在一起用，能调阴阳。

”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你这学问，都能当医生了！”

这事之后，主席对刘惠民的医术佩服得很。

后来他去苏联访问，特意点名让刘惠民跟着。

在莫斯科，刘惠民给苏联领导人看过病，对方直夸中医神奇。

回国后，主席常跟人说：“中医是个宝，不能丢。”

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主席就说过，红军缺医少药，靠的就是中医采草药、熬汤药，救了不少伤员的命。

延安时期，他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西医治了很久不见好，还是中医李鼎铭开了几副药，慢慢调好的。

从那以后，主席就认定，中医里有真东西。

可那时候，社会上对中医的偏见挺深。有人说中医是“封建糟粕”，不科学，甚至有人提议要取缔中医。

1954年，主席在一次会议上严肃地说：“中医在我国有几千年历史，治好了多少人？现在有些人看不起中医，这是不对的。中西医要结合，互相学习。”

他还专门派人去调研中医的情况，发现很多老中医因为政策限制，没法合法行医，就下令取消这些不合理的限制，在全国建中医医院，办中医学校。

刘惠民后来成了山东省中医院的院长，他常说：“当医生，得先把病人的事放在心上，再学好本事。”

他带徒弟时，要求必须熟读经典，还得上山认草药，跟着出诊。

有次他在山里发现一种叫洋金花的植物，老乡用它治咳喘，他就反复试验，确定了用量和用法，后来这味药救了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