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红九军军长何畏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作战科长周希汉的脑袋，连开5枪，子弹穿过周希汉的头皮，可这个年轻人一动不动，甚至连睫毛都没眨一下。多年后科长成开国中将，军长却叛变投敌！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报——徐向前四保周希汉的往事）

1933年的冬天，大巴山的冷风裹着硝烟往川北的每个山沟里灌。

红四方面军转战到这里还没安稳多久，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就像铁桶一样压了过来。

二十万敌军把苏区团团围住，每一仗都输不起，每一颗子弹都得掰成两半用。

就在这种紧绷到快要断裂的气氛里，红九军军部的一间土坯房里，发生了红军早期历史上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

军长拿枪顶住了自己作战科长的脑袋，连扣了五次扳机。

那个被枪口顶着的年轻人叫周希汉，那年刚满20岁，担任红九军的作战科长。

他的个头很高，人却瘦得像一截竹竿，军装穿在身上总显得空荡荡的。

可这个看起来一阵风就能刮跑的年轻人，14岁就跟着黄麻起义的队伍走了，15岁正式编进红军。

从传令兵、侦察兵一路摸爬滚打上来，在枪林弹雨里泡了整整六年。

作战科长这个位置不管人，但管事，全军的作战地图、敌情研判、兵力部署都要从他手里过，一个标注错了，死的就是前方几百上千号兄弟。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养成了一种习惯：认理不认人，谁的方案有漏洞他都说，军长也不例外。

红九军当时的军长叫何畏，是个资历极深的人物。

黄埔五期出身，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在红军里号称"小诸葛"，打仗确实有两把刷子。

但这个人身上带着浓厚的旧军队习气，治军靠的是威压而不是信服，手底下的人见了他像见了阎王，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偏偏周希汉不是那种会把脑袋低下去的人。

导火索是一次战斗失利。

红九军在那场仗里折了两个连，损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足够让军部所有人如坐针毡。

何畏在战后总结时把责任推到了作战计划上头，意思很清楚，要让周希汉把这个锅背上。

可周希汉从前沿侦察回来就知道，问题根本不在方案上，而在执行层面，军长自己临时改变了调兵节奏，才让敌人的侧翼包抄钻了空子。

于是他当着满屋子参谋和干部的面，把事实一条一条摆了出来。

这一下就把何畏的脸皮撕下来了。

一军之长，在下属面前被人指着事实驳斥，换谁都下不来台，何况何畏这种吃惯了绝对服从的旧式军人。

他猛地站起来，从腰间抽出驳壳枪，两步跨过去，枪口直接抵住了周希汉的前额。

旁边的人全僵住了，谁也不敢动，一个年轻通信员趴在门缝往外看。

后来回忆说何畏拿枪的那只手抖得很厉害，嘴唇也在抖，反而挨枪的那个人一动不动。

接下来就是那五声枪响。

"砰——砰——砰——砰——砰——"

狭小的土坯屋里火药味瞬间炸开，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在场的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周希汉完了。

可硝烟散了之后，那个瘦高的身影还站在原地，军帽被掀飞了，额头皮上被擦出几道血印子，头发烧焦了一小撮，但他双脚的位置从始至终就没挪过。

甚至没有闭眼，没有举手护头，没有往后缩半步。

按照后来他自己轻描淡写的说法，他当时在心里数，一到五，五颗子弹全打空了，他在等看第六颗会不会卡壳。

何畏的枪里确实就五发子弹。

这件事往浅了说是一个暴脾气军长拿枪吓唬下属，往深了说它照出来的东西要沉重得多。

这支从旧军队和农民暴动中拼凑起来的队伍，虽然在名义上已经是人民的军队，但骨子里的军阀作风并没有自动消失。

一个军长可以对着下属开枪而没人敢拦，本身就说明问题。

消息传到总指挥徐向前那里，徐向前赶过来只看了一眼墙上那排新鲜的弹孔和周希汉额头上渗血的擦痕，没拍桌子没骂脏话，只说了四个字：你太胡闹。

之后没多久，何畏就被调离了红九军军长岗位，送去总部学习，实际上等于拿掉了前线指挥权。

接任的是倪志亮。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周希汉就算是因祸得福了。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倪志亮是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他接手红九军之后清理旧账，周希汉因为之前跟何畏走得近（实际上完全是工作关系）。

又加上一个在今天看来简直荒诞的理由，他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跟后勤那边熟一点，多磨了点烟叶供自己抽，被定性成以权谋私。

作战科长被撤了，降去政治部当油印股长，刻蜡版印文件。

一个20岁在枪口下没眨过眼的作战骨干，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印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