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李丽这一生最沉重的地方，不是潜伏在敌人身边，而是必须把真正的自己藏在“汉奸”的骂名后面。
 
上海沦陷后，百乐门成了日军军官寻欢作乐的场所，舞池里的灯光越亮，李丽身上的嫌疑越深。外人只看见“百乐门舞后”与日本军官周旋，却看不见每一次陪笑、每一次敬酒、每一次贴近敌人，都可能是在把情报从刀口上带出来。
 
李丽原本并没有显赫出身。1910年，李丽出生在北平南城贫民胡同，刚出生便被遗弃，后来被李姓夫妇收养。14岁时，养父病逝，李丽被卖入绸缎庄林家做填房。
 
丈夫远走法国后，李丽在婆家受尽屈辱，最终带着5块银元逃往上海。最初在永安百货站柜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后来进入百乐门。
 
凭借外语、记忆力、舞技和应酬能力，李丽很快成为上海滩有名的舞后，也因此具备接近日军高层的条件。
 
军统看中的，正是这份特殊位置。李丽接受训练后，以“夜莺”为代号返回上海，在百乐门和各种宴席中获取情报。
 
有人说李丽靠前夫关系熟悉日本礼仪和日语，也有人记下李丽在重庆接受密写、摄影、反侦察和格斗训练。无论入口如何，真正危险都在上海。
 
李丽曾从日军人员口中套出运输船动向，把密信藏进口红管；也曾在宴会上用日语和唱曲化解试探，套出“出云号”补给路线。
 
还曾偷拍沪郊军事布防图，使日军“清乡”计划受挫。资料中还写到，李丽从醉酒日军高层身边取出南海运输船队计划，用眉笔把航线和船号密写在丝质手帕上。
 
这些功绩不能公开，骂名却会立刻落到身上。有人往李丽公寓泼黑墨，有人在车窗写“卖国贼”，还有人寄子弹威胁。
 
1942年，李丽曾因情报泄露遭特高科秘密逮捕，在提篮桥监狱受尽刑讯，却始终咬定自己只是跳舞的女人。
 
抗战胜利后，李丽仍没有立刻摆脱嫌疑，报纸报道“汉奸罪行”，名流避之不及，连曾受资助的外甥也在街头辱骂。对李丽来说，敌人的刑具没有逼出口供，同胞的唾骂却让沉默变得更加漫长。
 
迟来的平反并没有真正补回一生。军统后来公开李丽身份，授予勋章，也有人在刑场边赶来证明“夜莺”身份。
 
可李丽最需要的不是掌声，而是那些被误解、被羞辱、被迫伪装的岁月再也无法重来。戴笠坠机后，知道李丽全部经历的人更少。
 
李丽辞去职务，先到香港，后来定居台湾，在台北老巷开钢琴教室，晚年弹琴、养兰，深居简出。
 
有人请李丽讲述往事，李丽只说躺在日本人身边时没哭，受刑时没哭，被同胞骂汉奸时也没哭，眼泪都留在看不见的地方。
 
2002年10月，李丽在台北离世，葬礼冷清，只有少数旧人和学生送行。檀木盒里锁着勋章、旧照片和泛黄情报底稿。
 
那些东西证明了李丽曾经做过什么，也说明一个潜伏者最残酷的命运，往往不是没有功劳，而是功劳必须等到伤口结痂后才被允许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