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0日凌晨，国民党空军少尉杨宝庆趁人不注意，悄悄登上一架停在西安机场的C-46运输机，确认燃料充足后，立即启动飞机在跑道滑行。
 
1949年2月20日凌晨，杨宝庆驾驶C46运输机从西安机场冲进夜空时，飞机上装着的不只是4.6吨银元，还有一个飞行员被压到极限后的选择。
 
机舱里那17万枚银元原本将被运往台湾，继续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脚步离开大陆。杨宝庆却把航向转向北方，试图飞往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
 
没有领航员，没有塔台指引，也没有完整地图，这趟飞行从起飞一刻起，就几乎是在黑夜中赌命。
 
真正逼杨宝庆走上这条路的，并不是一架飞机，也不只是满舱银元。1948年底，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节节败退，为了防止空军飞行员起义，蒋介石下令把飞行员家属强迁台湾作人质。
 
杨宝庆的妻子刘敏璞和两个年幼儿子也被送走，小儿子到台湾后病重，高烧不退。杨宝庆连续3次申请探望，都被“战事紧张”挡回。
 
亲人被扣，任务却越来越沉重。杨宝庆驾驶飞机运送的，已经从士兵和武器变成金银财宝、故宫文物，以及从各地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杨宝庆并非没有来处。1922年，杨宝庆出生于河北曲阳贫苦农家，卢沟桥事变后随家人逃难到河南淅川，在国立第一中学读书。
 
1941年，杨宝庆偷偷报考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后来又辗转昆明、印度拉合尔和美国多地接受飞行训练。
 
到1945年初，杨宝庆已经掌握运输机驾驶技术。抗战胜利后，杨宝庆进入空军运输第十大队，却亲眼看着一支服务抗战的运输力量，变成内战和撤运财富的工具。
 
机会出现在1949年2月。杨宝庆奉命到西安执行运输任务，得知一架C46运输机将满载银元飞往台湾，便意识到起义时机已经到来。
 
西安仍在胡宗南部控制下，但机场安保松散，地方保安团对熟悉飞行员几乎不查。杨宝庆找到姐夫赵连景。
 
把积蓄交给赵连景，托赵连景转给刘敏璞作为返陆路费。两人还约好暗号，起义成功后，杨宝庆发出“老二的病好了吗”，刘敏璞收到电报便设法回大陆。
 
1949年2月19日深夜，杨宝庆带着钳子和手电筒潜入西安机场。保安没有检查便放行。杨宝庆摸到停机坪，卸掉轮挡，扭断舱门锁，独自进入驾驶舱。
 
C46正常需要5名机组人员协作，杨宝庆却只能一个人检查发动机、燃油系统和操纵设备。凌晨时分，发动机轰鸣惊醒哨兵，飞机已经开始滑跑。杨宝庆拉起操纵杆，运输机越过跑道，朝解放区方向飞去。
 
升空后的风险很快压来。为躲避国民党部署的高射炮群，杨宝庆不得不拉升到云层之上，也因此失去地面参照。夜间无导航飞行让航线不断偏移，频繁调整高度和方向又迅速消耗燃油。
 
3个多小时后，天色渐亮，杨宝庆发现飞机已经偏到河北唐山上空，油量表几乎归零。跳伞可以保命，但银元会毁掉。
 
硬落山区，生还希望极小。就在发动机随时可能停车时，杨宝庆发现了滦河枯水期露出的宽阔河滩。
 
杨宝庆没有再犹豫，控制飞机盘旋减速，对准河滩迫降。起落架触地即断，机身贴着砂石滑出几十米才停下。剧烈冲击让杨宝庆头部受伤，牙齿被撞掉，当场昏迷。
 
附近村民和解放军驻军闻声赶到，看到机身标志和满舱银元后，迅速控制现场，并把杨宝庆送往开滦煤矿医院。
 
醒来后，杨宝庆主动说明起义身份。面对是否归还银元的询问，杨宝庆明确表示，这些钱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应全部交给人民，作为革命经费。
 
这批17万枚银元，总重4.6吨，成为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银元被全部上缴后，用于支援战事收尾、稳定金融市场，也用于购买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
 
杨宝庆出院后，立即按约定向台湾发出暗号电报。刘敏璞收到后，带着两个孩子在撤退混乱中离开台湾，辗转到青岛，又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穿过3道封锁线，于1949年4月初抵达已经解放的济南，最后与杨宝庆团聚。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空，17架飞机飞过天安门，其中3架是C46运输机。杨宝庆驾驶其中一架，与刘善本并肩飞行。
 
那一刻，曾经被用来撤运财富的运输机，变成新中国空中力量的一部分。后来杨宝庆加入人民空军，担任航校飞行教官，把飞行经验传给年轻学员。
 
直到1982年离休。杨宝庆那次夜航，改变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目的地，也改变了一笔财富、一家人的命运和一个飞行员此后的人生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