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和宋希濂在1949年密谋狠毒计划，蒋介石最终拒绝，这对新中国来说是万幸！
1949年8月的闷热夜色里，汉中江畔灯火零散。宋希濂悄悄抵达胡宗南的驻地，山风里传来隐约的击鼓声，两人隔窗对望，各自胸中翻涌。北线已崩，东南亦乱，西北主力被困在大巴山褶皱间，一个尴尬的问题终于被挑明——还能往哪里退？
半年内，东北完败，平津易手，华东战火烧到长江边。此时的国民党高层把希望押在“西南最后屏障”上，但前线指挥官比任何人都明白，纸面数字撑不起战线。胡宗南在秦岭一线仅剩不足十万精锐，补给断裂，士气低落；宋希濂手握十四万川湘鄂边区部队，却被山河阻隔，形同散沙。不出路子，大家终有一日都会被打散。

密谈从夜半拖到天光。昏黄油灯下，宋希濂摊开手绘地图：“滇西三江并流，山高谷深，我们占住保山、腾冲，再向南靠怒江退，可接壤缅甸。”胡宗南摇头：“越境即流亡，何以号令？而且后勤怎么解？”宋低声一句：“保命要紧，有地就有兵，有兵就有谈判。”这番话切中要害：唯有先活下去，才谈得上东山再起。
方案雏形很快成型。第一步，宋部队西进乐山、峨眉，打通泸州至宜宾的水陆要道，掩护胡部南下；第二步，两路大军会合后沿金沙江—大理—保山一线穿插，到达高黎贡山以东的纵谷地带；最后，若中央仍无支援，再循野象谷口退入缅甸、老泰边境，以山林为壁，静观其变。在场副官翻阅文件时不禁嘀咕：“这可是一千多公里的走廊。”宋瞪了他一眼，屋里霎时鸦雀无声。

战略听来大胆，却非空中楼阁。滇西既靠近南洋港口，又易守难攻，当年滇缅公路就在那条山脊蜿蜒。更重要的是，边境的多族杂居与复杂国际环境，或许能给残军争取喘息。不可否认，这里面含着强烈的地方军阀算盘：只要控制住生存空间，中央若失守，地方还有翻盘筹码。
8月24日，蒋介石抵重庆。胡、宋各提一份用洋墨水誊写的计划书，三天内两次面陈。蒋听罢沉吟片刻，只抬手挡回文件，口气很平静：“六个月，稳住四川，等世界再变。”显然，在他看来，西南不是跳板，而是最后的舞台，任何主动外撤都是承认失败。胡宗南当即失语，宋希濂面色铁青，却仍行军礼退下。

否决不过一刻，后果却难以挽回。胡宗南奉命收缩至成都平原，却不甘心束手待毙，暗遣辎重向雅安、峨眉分流；宋希濂则被要求固守川东，拆分兵团，编入各地防区。兵力分散，协同断线，所谓“西南堡垒”从一开始便布满裂缝。彭德怀大军随后由陇南南下，刘伯承、邓小平兵锋直指川黔要口，国军数十万在山间被截为几段，再难合拢。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原寄希望于国际局势突变，认为“持久必有转机”。然而时间并未站在他那一边。10月下旬，重庆亦成孤岛，大厦倾颓已不可逆。胡宗南频频请调，却只得到一纸“自行设法”回电；宋希濂则在川南山道奔波，疲惫中曾嘟囔一句：“咱们走不了那条路了。”随行参谋听得心惊，却无人再提滇西。
回望这场被扼杀于图纸之上的西逃计划，人们往往把它归结为一次“阴狠”企图。但细究之，无非是一群处于绝境的旧军头在摇摇欲坠的版图上寻找一条生路。遗憾的是，决策链条的僵硬与派系的纠缠，让他们连孤注一掷的机会都被堵死。西南终未成为第二个缅北，胡宗南和宋希濂的算盘化作一纸灰烬，而国民党的大陆篇章，也在几个月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