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吴德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医生告知他的女儿：你父亲可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然而，吴铁梅却心存疑虑：这个级别和父亲以往的职务级别相差甚远。
 
 
1992年冬天，北京东交民巷17号院那套不到六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年近八十的吴德刚从医院回来，脸色苍白，走几步路就得停下来喘口气。
 
 
家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家具老旧，墙上也没什么装饰。
 
 
谁能想到，这位穿着灰色旧毛衣、出门靠拐杖的老人，二十多年前的一纸文件能影响这座城市几百万人。
 
 
这一年，吴铁梅扶着父亲去北京某家医院办理住院手续。
 
 
医生看着表格抬头告诉她：“你父亲可以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吴铁梅愣住了：父亲退休前明明是副国级领导人，怎么到了看病吃药的时候，级别低了好几档？
 
 
那天在医院走廊里，吴铁梅拿着病历站在缴费窗口前沉默了很久。
 
 
按照政策，吴德目前的离休待遇是正部级，对应医疗级别就是副部级。
 
 
开出的药单上，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所需的进口药，大半都不在报销范围内。
 
 
家里的存款撑不了太久。
 
 
吴德倒是平静，靠在病床上说：“规矩就是这样定的，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他还主动提出用国产药。
 
 
事情得从1980年说起，那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四人同时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
 
 
吴德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辞职获批后，他不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直到1982年才被安排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当委员，级别按正部级算。
 
 
他搬进东交民巷17号院，生活低调得出奇。
 
 
组织配的小轿车长年落灰，他出门有时自己走到路口等公共汽车。
 
 
面对父亲日益消瘦的身体和高额账单，吴铁梅决定做点什么。
 
 
她深夜写了一封信，把病情和医疗缺口客观写出来，恳请组织恢复父亲过去的副国级待遇。
 
 
信通过父亲一位老朋友递到了中南海。
 
 
吴德知道后撕过三次信，责备女儿：“组织已经养了我一辈子，你还要去添什么麻烦！”但吴铁梅还是悄悄把信递了出去。
 
 
结果出乎意料地快，中央很快批示同意恢复吴德的副国级医疗待遇。
 
 
文件下达到卫生部、北京医院，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医疗安排”。
 
 
吴德可以转进更好病房，用上限定进口药，费用由卫生部负责。
 
 
吴铁梅后来回忆，当时她抱着病历本在医院走廊里哭了，那是一种感激、委屈、疲惫全搅在一起的心情。
 
 
病情一度得到控制后，1993年夏天吴德到北戴河疗养。
 
 
他主动找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请他们帮忙整理口述回忆录。
 
 
他把从冀东暴动到特殊年代结束的经历一点一点梳理出来，说起当年在冀东打游击、被打断三根肋骨的事，语调平缓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1995年秋天，病情再度恶化。
 
 
11月末，吴德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三行字：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事业；居住的房屋归还给国家；所有的稿费捐赠给西北地区女童助学项目。
 
 
口述回忆录出版后给了他一笔稿费，约十二万元，他交代一分也不能动。
 
 
这笔钱后来资助了陕西定边、甘肃环县一百多名失学女童的学费。
 
 
1995年11月29日，吴德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治丧委员会给出特殊安排：治丧规格比副国级低半级，比正部级高半级。
 
 
吴铁梅说，父亲其实并不在意这些等级，他在意的是临终写下的那三行字。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那天，前来吊唁的人排起了长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