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地下党员让他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在强大的攻心压力下，他把牢门给打开了，把人给放了。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重温白公馆渣滓洞烈士留下的血与泪的嘱托）

1949年11月的重庆，白公馆监狱的石墙浸着湿冷，在监狱阴暗的过道里。

一个身材高大的看守来回踱步，鞋底摩擦地面的声响在空荡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他叫杨钦典，河南郾城来的农民儿子，此刻正攥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手心全是冷汗。

杨钦典的人生原本和这片山坳里的监狱毫无瓜葛。

1918年，他出生在河南一个贫苦农家，为了糊口，二十多岁考入西安军校，后来辗转进了胡宗南的部队。

他没什么远大抱负，当兵只为混口饭吃，凭着勤恳和身形优势，从普通士兵升到班长，还曾被选入中央警卫团，给宋子文等国民党政要当过警卫。

1945年，他被调到歌乐山集中营，成了白公馆的一名看守。

起初他以为这是份体面的差事，可时间久了才发现，这里的“体面”沾满了血，想升官发财得有“靠山”，而他这个没背景的穷小子，连薪水都买不起一袋米。

真正让他心里发慌的，是那些被关押的“犯人”。

他们中有家境优渥的读书人，有本可以过安稳日子的普通人，却偏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受罪。

杨钦典见过他们在审讯室里咬紧牙关不吭声的样子，听过他们谈论“让穷人都有饭吃”的理想。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效忠的国民党，真的是正义的一方吗？

1949年4月，国民党大势已去。

毛人凤接到命令，要处决白公馆里关押的“要犯”。

杨钦典接到的任务里，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

他和这家人打过交道，尤其记得宋绮云的小儿子“小萝卜头”，那孩子瘦得像根豆芽菜，才9岁，连外面的世界都没见过。

执行那天，杨钦典跟着特务们把一家人带到乐山松林坡。

他闭上眼，颤抖着伸手去掐孩子的脖子，孩子踢蹬着，喊叫声刺得他耳膜生疼。

最终，他没能下得去手，可旁边的特务端起刺刀，狠狠扎进了孩子的脊梁。

那天回去后，杨钦典吐了，他觉得自己手上沾了洗不掉的脏东西。

重庆解放的脚步越来越近，物价飞涨，谣言四起。

杨钦典听说解放军已经打到城外，心里又慌又乱。

他知道自己没“靠山”，等共产党进了城，像他这样双手沾血的看守，肯定没好下场。

可他不知道的是，狱中的地下党员早已注意到了他的动摇。

罗广斌他们常找他聊天，不讲大道理，只说“国民党快完了，你跟着他们，以后怎么办？”

这些话像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

11月27日，穷途末路的国民党下令屠杀白公馆剩余的19名地下党员。

那天夜里，大部分特务都跑去支援渣滓洞，只剩杨钦典和一个同伙看守。

同伙借口有事溜了，把烂摊子全甩给他。

杨钦典站在牢门前，听着里面的动静，手里的枪越握越紧。

他想起“小萝卜头”临死前的眼神，想起罗广斌说过“给自己留条后路”。

如果执行命令，这19条人命就是他的催命符；如果不执行，万一被国民党抓回来，也是个死。

牢房里的罗广斌也睡不着。

他隔着门缝观察杨钦典的动静，见他来回走了几十趟，烟头扔了一地，知道时机到了。

他没有喊，只是隔着门轻声说：“老杨，解放军快进城了。

你现在放我们出去，我们给你作证，共产党不会亏待你。”

杨钦典停住了脚步，没说话。

他又补了一句：“你杀了这19个人，以后谁来给你证明？杨进兴他们都跑了，你替谁顶雷？”

这句话戳中了杨钦典的死穴。

他想起那个溜掉的同伙，想起自己没背景、没依靠，真要是当了替死鬼，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他摸出钥匙，金属的凉意让他打了个寒颤。

钥匙插进锁孔时，他的手抖得厉害，“咔哒”一声，牢门开了。

19个人鱼贯而出，没人说话，只有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

杨钦典没敢多看，转身躲进了值班室，直到听见外面没了动静，才瘫坐在椅子上。

第二天，重庆解放的消息传遍全城。

杨钦典躲在破庙里，饿了三天，最终还是去了公安局自首。

他以为自己会被枪毙，没想到罗广斌他们真的来了，19个人联名写了证明材料，说他最后关头弃暗投明，救了大家。

政府调查清楚后，决定对他宽大处理，不追究以前的罪过，还发了路费让他回河南老家。

回到老家的杨钦典，重新当起了农民。

他娶妻生子，种地干活，从不提当年的事。

村里人只知道他当过兵，没人知道他和白公馆、和小萝卜头有什么关系。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段往事被翻了出来，他被判了二十年刑。

等他出来时，老伴已经去世，儿子因为他的事找不到媳妇，日子过得冷清。

他从不抱怨，只是每年清明，都会去村里的祠堂烧纸，对着西南方向磕头。

2007年，杨钦典在河南的老屋里咽了气。

临终前，他望着屋顶，嘴里念叨着“我有罪，这是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