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管理某家族金融投資的那一段人生中，老闆不止一次跟我講相關平行的部門對我有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其中一點比較集中，那就是推過來的項目基本上全部否決掉了。無論是國內券商的還是國內早投的「因為我主管國內投資決策」，其中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實際上把我請到樓層去當面談這個問題，說明老闆的傾向性已經從信任我全權決斷發生了悄然的微妙變化。我當時跟他講到一個問題：不能穩定參與三十年成長期的項目我們不能做，因為我們資金有限，企業要面對非常不一樣的存續階段，外部環境有大的可能性，我們策略性太強了風險很大！尤其是卡時間點的項目，我們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老闆提出來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你怎麼判斷項目能不能走二三十年的成長性？你的判斷就一定是正確的嗎？不能遵循一下進出的規則把錢賺到再說嗎？你能不能把你的觀點跟協作好好探討一下？我回答：不能探討！他們是來打工的，他們沒資格接受這麼寶貴的提升教育。我只能告訴他們能還是不能，他們只能做負責的相關工作。真的決策出問題他們還可以去別人家繼續打工，角色的本質就是這樣。我只能向上有足夠的耐性反覆講，平行或向下不能也不行。老闆一聽再也沒提到這個問題，後續很多年他也不再提了，這是後話。他一直問，聊了第四次了，我終於跟他講了：你能持續工作正常發揮決判能力的時間是不確定的，不能把不確定性都留給後任，尤其是後任需要過度。未來的三十年我們即將迎來非常動盪的階段，此處刪節一大部分，大家心照就好。實際上在我離任的時候這個問題已經開始發生了，多虧當年保持了流動性非常好的投資策略，同時企業收槓桿清欠款裁亢員。不然企業今天已經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