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5日，中原军区司令部在河南赊旗镇召开各纵队首长军事会议。

会上，刘邓首长对全国战局与中原战场态势进行了全面研判，精准指出国民党军的战略弱点。他直言敌军存在三大恐惧：怕我军进关，怕我军过江，怕我军入川。而中原战区恰好构成其中两处关键威胁，使局势骤然紧张。

在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三大集团联合防线中，汉水流域成为最致命的薄弱环节。此地不仅直通渡江通道，还能西进切入川陕，同时处于各大敌军集团的衔接空隙。

防御漏洞严重，根本无法弥补。随着6月中下旬豫东战役全面展开，中原战局出现重大变数。为了驰援豫东、阻挡华野攻势，白崇禧被迫抽调华中剿总核心主力：张轸兵团4个军、胡琏兵团2个军全数北进参战。这一大规模调兵行动，直接掏空了襄樊地区的防御力量，使这座战略重镇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当时，襄樊守军仅有康泽第十五绥靖区的3个正规旅及地方保安团，总兵力约2.1万。兵力分散，野战守备能力薄弱，且没有任何机动预备队可用。由于豫东激烈战事牵制，国民党军短期内无法抽调兵力回防襄樊，使其彻底沦为中原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

刘邓首长敏锐捕捉到这个转瞬即逝的战略机会，果断制定攻取襄樊的作战方案。他审慎考虑，让各部队有充足时间进行集结、休整与战术筹备，并将战役发起时间延后至7月2日，确保部队以最充足状态投入作战。此时，中野全军备战充分，士气高昂，静待总攻指令。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在指挥上出现重大误判。蒋介石错误估计我军装备实力，认为我军缺乏重炮攻坚武器，一再指示康泽放弃外围山地，收缩兵力，固守城池。这一错误部署恰好为我军独创的“撇山工程战术”创造了有利条件。康泽完全遵从指令，缺乏实战应变能力，一味加固城防，消极待援，丝毫未察觉一场精准而致命的合围打击正在悄然逼近。

此役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襄樊本身，更在于它折射出中原战局的全局态势。刘邓首长精准分析敌我态势，把握时机，充分发挥中野优势，将敌军战略短板转化为我军进攻利器。

正是在这种精确判断与缜密部署下，战局逐渐向我方倾斜，奠定了随后的战役成功基础。此次作战充分体现了指挥者对全局的洞察力与战术灵活性，同时也展现出在敌我力量悬殊与局势复杂的情况下，战场智慧与果敢决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