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夏，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的核心指挥中枢稳稳设在襄阳城内的杨家祠堂。

这座祠堂承担了整个襄樊战区的作战核心职能，下设参谋处、政治部、特务营、宪兵连等机构，覆盖作战部署、情报侦察、后勤补给和军政管控等工作。全军守备部队的调度和作战指令均由司令官康泽在此直接下达，实现全域防务的统一协调。

除正规作战部队外，国民党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李朗兴奉命组建了一支5000余人的保安旅，统一由康泽指挥。这支部队主要承担地方守备、城内治安维稳等辅助任务，配合正规军完善防御体系。

然而该部队人员成分复杂，大多是临时征召或就地拼凑的地方武装，缺乏系统化正规训练。战术素养低，整体战力薄弱，难以参与正面攻防作战，仅能执行警戒、巡逻等基础辅助任务。

在襄樊守军的正规作战序列中，第164旅是北岸守备的关键力量，由李学良担任旅长，属于川军编制，全旅约5000人，下辖3个步兵团。

该旅全程驻守樊城，把守汉水北岸防线，与襄阳主城形成呼应态势，构筑两岸联动防御。受制于川军补给短板，部队装备老旧简陋，单兵战力和协同作战能力都处于下游水平，仅能承担樊城基础城防与北岸警戒任务，是整个襄樊防御体系中最明显的薄弱环节。

康泽手中还掌握一支千人规模的直属精锐力量，包括绥靖区特务营和宪兵连。这支部队装备精良，配有大量冲锋枪和短枪等近战武器，人员忠诚度极高。其核心职能并非前线作战，而是情报搜集、内部军纪监视及镇压地方进步力量，同时全天候守卫绥靖区司令部安全。

然而长期从事内勤安保工作使得该部队缺乏野外攻防阵地作战经验，攻坚和野战能力严重不足，无法投入前线作战，仅能固守指挥中枢。

综上所述，襄樊防御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分工：正规川军旅负责北岸核心防线，但武器装备和战力有限；地方保安旅承担辅助任务，战力弱、无法参与正面作战；直属精锐部队精通近战和安保，却缺乏野战经验。

这种布阵虽然在指挥和控制上形成了集中统一，但战斗力分布不均，使得襄樊守军在面对强攻时存在明显薄弱环节，特别是北岸和外围防线。

这套体系显示出国民党在战略布防上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依赖地方部队维稳，弥补正规军力量不足；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虽战斗力强，但被局限在内部安保，无法发挥全战场效能。

结果是，整个襄樊战区的守备虽组织严密，指挥集中，但面对复杂战场局势，仍难以形成坚实的战力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