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娱乐网

从广州到西伯利亚:鲍罗廷、斯特朗与李敦白的命运鲍罗廷(Mikhail Borod

从广州到西伯利亚:鲍罗廷、斯特朗与李敦白的命运

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

1923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奉命来到中国,出任孙中山和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在广州时期,鲍罗廷深度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建立更具组织性的政党结构,参与黄埔军校建设,并协助构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说,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重要政治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鲍罗廷的身影。

当时与他搭档的军事总顾问,是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后来,布柳赫尔成为苏联首批元帅之一。两人一文一武,代表着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武汉国民政府随后也开始与共产党决裂,鲍罗廷迅速失势,并被国民政府通缉。

在离开中国前夕,他仍然与中国革命最后的激进力量保持联系,布柳赫尔也参与了南昌起义前的重要军事筹划工作。随后,两人离开中国返回苏联。

对于鲍罗廷而言,中国革命失败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外交挫折。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政策遭遇重大失败,而鲍罗廷正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他虽然没有立即遭到清洗,却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

此后二十年间,鲍罗廷主要从事新闻宣传和国际传播工作,参与创办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逐渐从革命家变成宣传工作者。

而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斯特朗1885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1905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190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原本是一位美国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却在十月革命之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1921年,她前往莫斯科,此后几十年间,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报道之中。

斯特朗一生六次访问中国。1925年,她报道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深入湖南农村采访,后来写成《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抗日战争期间,她前往武汉、重庆以及八路军根据地采访;1946年,她到达延安,会见毛泽东。

在她的访谈中,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后来出版的《中国的黎明》《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中国》等著作,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她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并称“三S”,被许多人视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之一。

1948年,中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当时莫斯科内部出现了一场争论。一些苏联理论家怀疑中国共产党胜利后会不会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样,走出一条独立于莫斯科的道路。

对此,斯特朗与鲍罗廷都持乐观态度。他们与这些怀疑者展开激烈辩论。斯特朗曾反问:“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难道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吗?”

更敏感的是,她还公开表示:在苏联与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时,她站在苏联一边;但如果未来必须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答案可能不同。

这句话最终传到了斯大林耳中。

后果十分严重。

1949年2月,斯特朗在莫斯科被逮捕。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将她定性为“美国间谍”。与此同时,与她关系密切的鲍罗廷也遭到牵连。同年,鲍罗廷被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动营。曾经在广州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人物,最终沦为劳改营里的囚徒。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风暴并没有止步于苏联,它甚至影响到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

当时在中国革命阵营内部,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他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二战期间来到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长期从事翻译、宣传和国际联络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

1949年,斯大林通过苏联渠道向中共发出警告,称李敦白是美国间谍。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这一判断受到高度重视。最终,李敦白被逮捕,并被单独关押长达六年。

多年以后,李敦白本人回忆,自己第一次入狱,并非源于中国方面掌握的证据,而是来自斯大林体系的怀疑。

于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出现了。

在莫斯科,斯特朗被捕。

在西伯利亚,鲍罗廷被送进劳改营。

在北京,李敦白被投入监狱。

三个人来自不同国家。一个是苏联派往中国革命的政治总顾问,一个是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一个是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共产党人。

他们的人生经历彼此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真诚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然而最终,将他们送入监狱的,并不是他们长期批判的资本主义世界,而是冷战初期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最深刻的猜疑与恐惧。

1951年5月,鲍罗廷病死于劳改营,终年67岁。

1955年,苏联宣布斯特朗案属于冤案。1956年,鲍罗廷获得平反并恢复名誉。1955年后,李敦白也获释。

1958年,72岁的斯特朗第六次来到中国,并最终定居北京,担任《中国通讯》主编。

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按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而鲍罗廷,则永远留在了西伯利亚的冻土之中。

这位曾经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人物,没有死于北伐,没有死于国民党的追捕,也没有死于外国敌人之手。

最终吞噬他的,是他曾经服务了一生的那个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