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恶了！”一家养殖场里养殖员，每周都要亲手摔死三四十只体弱的小猪，摔不死的，还得用脚上的钢头鞋再补上一下，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节省那百来块钱的安乐死成本。而长此以往，这个曾经的写字楼白领，竟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最终被确诊为“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PITS）。

一个年轻人，每周要亲手结束三四十条小生命，夜里被噩梦追着跑，能想象吗。最刺耳的不是叫声，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一声碎裂。

6 月 10 日，这件感人的故事悄然面世、广为传播，瞬间牵动众人目光，在全网掀起热烈反响。冯翊生于养殖家庭，二十七岁的他，因家族猪场生意，被众人贴上了 “猪二代” 的标签。

2022年底，他脱下衬衫和皮鞋，回到家乡接班。父母年纪上来了，猪场缺人，他觉得该回家扛一把。

写字楼里的他，做报表，开会，节奏规整。回到猪舍，换上劳保服和钢头鞋，清圈舍，巡群，拌料，盯生长曲线，身上是汗味和消毒水味。

真正压垮他的，不是脏，不是累，是一条冷冰冰的规则。母猪繁殖能力较强，一胎可诞下18只猪崽。然而，其乳头数量有限，仅有14个，这意味着部分猪崽可能面临哺乳难题。

永远会有最弱的那几个，抢不到奶，眼神怯怯地缩在角落。起初，他轻柔地将它们抱起，动作宛如呵护襁褓中的婴儿，细心地为它们喂奶，那份温柔与专注，尽显无遗。

这些小家伙也认人了，他走过，跟小狗似的摇尾跑过来，拱腿，舔手。可在集约化猪场里，温情在账本上没有位置。

生死之判，可察二指标：体重与生长速度。此二者，于生死之辨，犹如关键之钥，能窥生命之态势。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生长潜力被判定为低下的，便予以处理，毕竟不可虚耗每一个乳头所蕴含的资源。

他开始躲，能推就推。老员工劝他，心软做不了这行。后来他学会了那一套动作，手抖变成熟练，心也跟着一层层结痂。

抓后腿，提起来，往水泥地上一摔，往往摔不死，还在地上抽搐。他把猪崽丢到角落，再用钢头鞋补一下。

为何不采用更为人道的安乐死方式呢？这一举措或许能让那些饱受痛苦之人在生命终章得以有尊严地谢幕，避免无谓的折磨，值得我们深入思索。冯翊坦言，摔毙生猪只需五秒钟，安乐死则要筹备药品与设备，整套流程下来得两三分钟。

此外流程节奏要求严苛。整批生猪同步进出，猪舍随即全面消杀，为避免疫病传播，每一步都不能耽误。时间是钱，人力也是钱，那百来块钱的安乐死成本就成了被砍掉的一项。

利润薄不薄，养殖户最清楚。有报道提到，零成本的摔踩成了一些场子的隐秘常态，难看，但有效率，这就是残酷的现状。

白天，他强迫自己麻木，像机器一样完成淘汰。晚上，噩梦一遍又一遍，叫声在耳边，画面逼真，他从梦里惊醒，心跳乱撞，满身冷汗。

后来，他变了。开朗不见了，话少了，情绪阴着脸，工作抵触，生活没劲，不明原因的焦虑把人拽住不放。

家人看着揪心，反复劝他去看医生。检查之后，医生给了一个名字，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简单说，就是人长期执行伤害行为，职业要求跟个人良知打架，心里被反复撕裂，开始出现愧疚，闪回，惊醒，崩溃。

他这才明白，自己不是矫情，是病到了。研究提到，长期在畜禽一线的人，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高于常人，养猪户的抑郁风险能到47。

网络上炸了锅，有人骂这是虐杀，有人说这事看完不敢吃猪肉了。省下那点钱，真的值得吗。
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人的选择，是一条链上的选择。生物安全卡着时间，成本线卡着利润，指标卡着淘汰，最柔软的那点人性被挤到缝里。他说自己像一颗螺丝，拧得再疼，也得咬着牙不叫唤。

可他是刽子手吗，还是另一个受害者。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狠不狠，而是这个系统怎么做取舍。
一边是效率，一边是人道，消费者愿意为更人道的做法多付一点吗，企业敢在账本里留出人道的预算吗，监管愿不愿把标准写得更清楚，落实得更真。

有人提议，给从业者做人道处置培训，给安乐死留出时间窗，建立心理疏导机制，最起码别让人一个人扛。能不能马上做到，可能难，哪家能先走一步，哪怕一点点。

回到冯翊身上，最难的是把心里那道口子慢慢缝上。他现在还在治疗，偶尔也会回想起那些小猪跟着他跑的小步子。

每周三四十只弱小生命的消失，是账面好看了一些，还是在人心上刻了一刀。我们买到的每斤猪肉，该算谁的成本，谁来埋单。

他停在猪舍门口，不敢往里多看一眼。风从走道吹过，鞋尖还是冰凉的钢面，他不想再抬脚了。

参考资料：摔小猪，养殖场的残酷一面--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