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后，相关人员都遭到蒋介石的报复，除张、杨 两将军外，其他参与捉蒋的官兵命运又该如何呢？

1937年2月2日，西安城里先响起的，不是南京来的枪。
枪口从外面转回了东北军内部。

王以哲被杀，几个少壮派军官把事情推到极险的位置。孙铭九在其中，他一个多月前还参加过临潼行动，眼下却成了两边都要找的人。

蒋介石记得华清池那一夜，杨虎城也下了通缉令。

西安城忽然变窄，熟人多，门也多，哪一扇都不稳。这才是许多捉蒋官兵后来命运里最刺人的地方。他们并非排成一队等蒋介石点名清算。大人物的仇恨当然在，张学良被扣，杨虎城后来遇害，谁都看得见。

可到了执行层，路常被半途截断。

军中旧关系会伸手，抗战会把人推走，战后审查又会重新翻检。

一个人前一天还是抗日请愿里的热血军官，几年后可能坐进伪政权机关；一个人曾在临潼出过力，转身又死在北方战场。
账目混在一起，纸面上不好看，现实里更难收拾。


孙铭九最早碰到这道夹缝。
他是张学良卫队营长，参与搜捕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写那一夜，把他的名字写错，又写出跪哭的场面。

孙铭九晚年不认，说自己当时满腔抗日火气，没给蒋介石下跪。
争的当然不只一个动作。
跪下，就成了蒋介石笔下的服软；站着，才像东北军少壮派愿意记住的自己。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东北军没了主心骨。
老将王以哲等人想稳住局面，少壮派急着逼南京放人。2月2日血案一出，孙铭九的身份立刻变了。他再也不只是华清池那名营长，还是东北军内讧里的凶险人物。杨虎城下令通缉，他去找周恩来求助。周恩来安排刘鼎护送他离开，先去陕北避祸。

那一路不是凯旋，也不是授奖，更像把一个火药包从西安城里抱出去。

人被救下来，不代表一切干净。
孙铭九后来进过汪伪系统，任过参赞武官，也在伪山东省保安系统做过事。

抗战胜利后，他又投向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活动，后来向李兆麟方面投降。新中国成立后，审查落到他头上。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要算，伪职也要算，是否有血债还要算。处理结果没有把他推到死路，后来他在上海任政府参事，也进入政协系统。

刘桂五没有走进这种漫长审查。
他也参加过临潼行动，后来任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七七事变后，他随部北上，归马占山指挥，在大同、丰镇、绥远一线同日伪军作战。1938年春，大青山方向突围，他负伤战死。西安那一夜仍在他的姓名旁边，可他的生命被抗战前线截断了。到了追悼和烈士认定那里，人们更先看到的是战死位置，而不是临潼旧账。

再看刘桂五，他后来被放进抗战牺牲的脉络里，并不等于临潼行动被抹去。只是战场先把他的结局按住了。
一个师长死在突围路上，身后评价会先贴着阵地走。

白凤翔的处境又换了一种冷法。
他是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临潼行动中担任指挥。事变后，南京方面削去他的实权，给了高参一类名义。听起来还在军界，手里可调动的兵力已经被抽空。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组建热河抗日先遣军，转战绥远、察哈尔、热河。1942年前后，他在内蒙古合教一带作战负伤，后死于日特毒害。蒋介石没有亲手把他逼到尽头，日本特务把路截住了。

王玉瓒站在更前面的门口。
12月12日凌晨，他带人逼近华清池二道门一带，枪声从那里响起来。这个人后来不如孙铭九那样被反复提起，可现场风险一点不轻。开枪的人离命令最近，也离失败最近。若蒋介石侍卫守住，若张学良临时收手，若南京方面很快反扑，先被拎出来的多半就是这种守门、冲门、开枪的人。大局在上面转，执行者先把身体压上去。

临潼行动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它并非街头突发冲撞，而是从原有警卫关系里翻过来的军事行动。王玉瓒平时负责华清池外围，哪里有岗，哪条路能走，二道门前怎样接近，他比临时调来的部队熟。

也正因为熟，事变成功后，这些熟门熟路的人更难把自己摘出去。
蒋介石记不住每个士兵的脸，南京方面却知道哪些部队围过五间厅，哪些军官在现场发过令。

这些人的命运散得很快。
孙铭九被救走，又带着伪职污点活下来；刘桂五死在大青山方向；白凤翔被夺权后转入抗日队伍，死在敌特手里；王玉瓒留在华清池枪声开始的位置。张学良和杨虎城承受了最重的报复，名字也最醒目。再往下看，营长、师长、警卫军官各自被拖进不同局面。

有人被旧主记恨，有人被同袍追杀，有人被战事吞掉，有人被审查留住一条余生。

孙铭九离开西安时，通缉令压在身后，南京那边也不会忘记他，东北军内部已裂开口子。刘鼎奉命护送，他只能往陕北走。前面只是暂避，后面仍有清算。

那不是一条清白的路，也不是一条安稳的路。城门过后，身后那些枪声还在，人已无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