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1B抽签连续三次落选后，我回到了中国，文化逆冲击比我预想的还要强烈】

（商业内幕）这篇口述文章基于与31岁的查理·方（Charlie Fang）的对话。方目前在中国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担任战略合作伙伴经理。在三次申请H-1B签证均告失败后，方于2024年离开了美国。

为确保篇幅适中且表述清晰，本文对其言论进行了编辑。

我在中国长大，曾在南京的一所学校就读，那里出国留学很普遍。超过一半的同学都计划去国外上大学，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海外教育对我来说就再平常不过了。

上大学前，我曾短暂地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户人家寄宿。我的寄宿妈妈从事品牌推广工作，她很好奇中国人都穿什么牌子的衣服。这家人看过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有很多疑问。

当时正值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巴拉克·奥巴马与约翰·麦凯恩展开角逐，因此晚餐时常会聊到政治话题。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因为在家里我们很少讨论政治。

这家人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在我离开前，寄宿家庭的妈妈还通过谷歌翻译，用中文亲笔给我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这让我和我的家人对美国人留下了极其积极的印象。

——在美国上大学

后来，我进入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在那里亲身体验了人们所说的“明尼苏达式友善”。

有一次，在一家名为“香港面馆”的当地餐馆里，我得知一位素未谋面的顾客悄悄替我结了账。

还有一次，我不小心在错误的星巴克门店点了饮料，但离我更近的那家分店还是免费为我重新制作了一杯。

我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和朋友们忘了拉停车铃，结果错过了公交车站。当时我们坐在车厢后排，但其他乘客把消息传了过去，司机便特意为我们停车。

在美国，最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对教育和个性的态度。教授们似乎并不在意学生是否逃课。如果有人想享受生活而不是学习，那被视为个人的选择。我无法想象在中国，教授们会接受这种学生行为。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打算永久留在美国。毕业后，我回到了中国，加入了一家广告技术初创公司。

——初创公司的艰辛

回到中国后，我与同事相处融洽，也很享受工作，尽管我过着人们所谓的“996”工作模式——通常从上午11点工作到晚上11点。我热爱这份工作，也不介意工作时间长，因为我的薪水每年都在增长。

下班后，我依然会和朋友出去喝酒或玩桌游。

2021年，我回到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我与多年未见的朋友重聚。我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创业生活，直到一位朋友告诉我，我的变化之大令人震惊。他们说我是个工作狂。

那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我意识到，自己总会把每一次交谈都扯回工作上。我开始思考，是否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我开始更多地和朋友们聊起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包括我的童年、我的信仰和价值观。我还做了一些以前会觉得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比如去墨西哥和阿拉斯加旅行，或者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

——抽签落选

研究生毕业后，我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我先是在一家初创公司工作，后来跳槽到一家游戏公司，负责与内容创作者的合作事务。在那段时间里，我三次参加了H-1B签证抽签。

那时，我已经在美国安顿下来了。

在中国留学生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在Chick-fil-A用餐能提高中签几率。结果公布时，有些朋友甚至会把社交媒体的头像换成该公司的标志，以此示意自己中签了。

我去过Chick-fil-A用餐，甚至还去过加利福尼亚的宝华寺。我还请家人在中国各地的寺庙里为我烧香祈福。

然而，我还是没中签。

我一直都是个目光向前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留在美国，我就开始在北京应聘工作，最终加入了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担任战略合作伙伴经理。

——逆向文化冲击

2024年，当我第二次回到中国时，经历了一次逆向文化冲击。

在美国生活后，我变得更加直率，对权威和等级制度也没那么敏感了。而在中国，人们往往通过各种暗示来判断互动中谁掌握着话语权。

在中国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也引发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有些亲戚问我是否代表美国的利益，或者是否已经拿到了绿卡。

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个普通员工，而且向中国缴税。有时，我感觉他们不是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是通过中美紧张关系的棱镜来审视我。

现在，我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比在初创公司时要好得多。我发现在这里更容易交到知心朋友，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背景。

在美国，人际关系更简单。在这里，我觉得需要照顾的人更多，但同时也有更多人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