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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白这件事，得退回1927年。

那年秋天，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余部，一路往南撤。队伍打散了，人越来越少，走到三湾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一千人。往哪儿去成了最大的问题。往东是国民党的重兵，往北是湖南的军阀，往南是赣南的山地，往西，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井冈山这地方，地势险，山高林密，大小五井五个村子散落在山窝里，进出只有几条小路，卡住隘口，千军万马也上不来。对一个急需落脚点的武装来说，这是天然的堡垒。但问题是，山上已经有人了。

两拨人。一拨是袁文才，在宁冈茨坪一带活动，手下有上百条枪。另一拨是王佐，占着井冈山的主峰，人马更多一些，枪也更好。两人都是客家人，在这片以土籍为主的山区里，属于“外来户”，抱团取暖是生存的本能。袁文才读过几年书，参加过1926年的宁冈暴动，接触过共产党，后来暴动失败，带着人退进山里，做了“山大王”。王佐更纯粹一些，早年是个裁缝，后来因为受欺负，拉起一支队伍，干的也是劫富济贫的路子。

两人结拜过兄弟，关系不浅，但各自的地盘分得很清楚，井水不犯河水。

毛泽东派人上山联络。第一次去，袁文才没见，只让人传了一句话：“总要看看是何路人物。”这话说得客气，但意思很明白——不摸底，不见面。

第二次去，毛泽东决定做一件在当时看来极其冒险的事：送枪。

那时候枪比命贵。一支汉阳造，在黑市上能换几十块大洋，还未必买得到。秋收起义的部队自己都不够用，子弹更是一发掰成两半使。但毛泽东让人从队伍里挑了一百多支枪，给袁文才送去，又给王佐送去七十多支。

送枪的人把枪往地上一放，没多说，转身就走了。

袁文才看到那堆枪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他后来跟身边的人说：“人家能把手里的命根子送过来，这是真心想跟咱们合伙。”

王佐那边反应更直接。他让人杀了一口猪，请送枪的人吃了一顿饭，席间把碗一举：“往后，我听毛委员的。”

1927年底到1928年初，两支绿林武装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也就是后来的红3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两人又结了一次“老庚”，这回不是江湖上的磕头拜把子，是在红军队伍里的正式盟约。

那段时间，毛泽东和朱德经常上山。朱德的军部驻扎在宁冈，上山到茨坪，要走几十里山路，但两人隔三差五就往山上跑。去了就住在袁文才或者王佐家里，跟两人的妻子以“嫂子”相称。王佐的妻子兰喜莲，每次听说毛委员要来，就杀鸡，煮红薯饭。部队里流传过一句话：“王副团长家炊烟起，毛委员又上山了。”

这不是客套。在这种走动里，藏着一种意图——要把这两支绿林武装真正揉进红军的血肉里。

袁文才不仅是团长，还兼任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县委书记。一个曾经的“山大王”，同时握着军权和政权，这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是极少见的安排。毛泽东对袁文才的信任，不光是嘴上说的，是实打实地给了位置、给了权力、给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