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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49年。

八九月间，解放军的部队陆续开进了江西。吉安解放了，遂川解放了，周边的县城一个一个插上了红旗。萧家璧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不想跑。他在湖坑、西山一带修了好几座碉堡，用钢筋水泥浇铸的，号称“金城碉堡”。他把多年搜刮的金银财宝和武器弹药藏在山洞里，准备“据险固守”。

他还把王子华的队伍调到了自己身边，加上保安团的残部，拼凑了两千多人，打算跟解放军打一场。

142师的任务很明确：拔掉萧家璧这颗钉子，打开通往井冈山的通道。


欧致富把部队分成几路，从不同方向往山里压。侦察员摸清了碉堡群的位置和火力点，炮兵把山炮推到了前沿阵地上。

11月的某一天，攻击开始了。

炮火覆盖了碉堡群，山石崩裂，烟尘腾起几十米高。步兵在炮火延伸的瞬间冲了上去，短兵相接，枪声、喊杀声、爆炸声混在一起，在山谷里来回撞击。

打了一天，将近九个小时。

碉堡一个一个被炸开，守军死的死、降的降。萧家璧带着几个亲信从暗道里跑出来，想往深山里钻。但山里的每一条路都被解放军封死了。他跑到一处山缝里，被一个连队堵住了去路。

被抓的时候，萧家璧身上穿着一件旧棉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灰。他身边只剩两个人，枪早就扔了。

欧致富接到报告，只说了一句：“活着就好。”

公审大会在遂川县城举行。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来了，有的走了整整一夜的山路。晒谷场上站满了人，黑压压的，据说有四万多人。

萧家璧被押上台的时候，人群中先是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一阵骚动。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把手里的石头往台上扔。维持秩序的战士拦住了往前冲的人群，但拦不住那些哭声。

罪状一条一条念：屠杀红军伤员、杀害无辜百姓、焚烧村庄、投靠国民党……念了很长时间。每念一条，台下就响起一阵压抑的声音。

最后，判决：枪决。

枪响的时候，晒谷场上安静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关于袁文才和王佐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

解放后，相关部门对当年错杀事件进行了系统调查。翻阅了大量当年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走访了还活着的老同志，听取了群众反映。事情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起来。

结论很明确：袁文才、王佐是被错杀的。他们不是“土匪”，不是“反革命”，他们是革命的功臣。他们在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秋收起义的部队，提供了落脚点，参与了根据地的创建。没有他们，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要重写。

1950年前后，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有人哭了。那些在山里熬了十九年的老人，那些家里房子被烧、亲人被杀、自己在山洞里躲了不知多少日夜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先是沉默，然后有人蹲在地上，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地抖。

这声“烈士”，迟到了二十年。

王佐的妻子兰喜莲，那个当年给毛泽东杀鸡煮红薯饭的女人，在王佐死后，被迫去给王云隆家当佣人。她做了十几年的饭、洗了十几年的衣服，没有工钱，只有一口饭吃。她的小叔子王寿生，被赶去给萧家璧放牛，穿的鞋是自己用草编的，脚趾头露在外面。

追认烈士的消息传开之后，有人去找兰喜莲。她坐在门槛上，听来人念完了文件，半天没说话。过了很久，她站起来，转身进屋，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发黄的布——那是当年毛泽东在她家住的时候用过的一条毛巾。她把毛巾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车沿着山路往上走，窗外是熟悉的山形。他在山上住了几天，散步的时候，跟身边的人说起当年的事。他说到袁文才和王佐，语气很慢。他说，这两个人，在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大忙。

他接见了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

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叫了一声“袁文嫂子”。这个称呼，和三十多年前在山上时一模一样。

谢梅香叫了一声“毛委员”。

旁边有人提醒说，现在应该叫“毛主席”了。毛泽东摆了摆手，说：“就叫毛委员，当年就是这么叫的。”

他问了谢梅香这些年的生活，问得很细。走的时候，让人留下了一些钱和东西。

那天晚上，山里的风很凉。毛泽东站在住处的窗前，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很长时间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