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块没刺的鱼肚子肉，夹进外婆的碗里。
她没有马上动筷子，而是先停顿了一下，抬头极快地瞟了我一眼，声音压得极细：“你夹的，我敢吃。”
这一年她87岁，坐在亲生儿子的餐桌旁。
满桌的热菜冒着气。外婆的筷子，却像被一根半尺长的短线死死拴着，永远只在她正前方那盘炒青菜的边缘，小心翼翼地拨弄两下。
吃完饭，舅妈在水槽边忙活。外婆扶着桌沿站起身，端起自己刚用过的那只碗，慢吞吞地挪到厨房最外侧。
“妈你放着吧。”舅妈回头说。
“就一个碗。”外婆把水龙头拧开一条极窄的水线，搓洗完碗底，又拿干布把碗沿的水渍一点点吸干。
这种近乎苛刻的“分寸感”，在这个房子里随处可见。
昨天我刚进门时，她没在卧室，而是缩在客厅沙发最靠外侧的角上。腿上搭着条掉毛的旧毯子，那个位置，正对着防盗门漏进来的穿堂风。
我让她往里挪挪。她连连摆手，手掌拍了拍沙发的扶手：“这儿敞亮，谁进门换鞋，我一眼就能瞅见。”
推开她睡的那个朝北的房间。屋里原本是堆积杂货的隔间，墙角硬塞进去一张单人床。被子摸上去发死、发硬。我问她冷不冷，她顺手把被角往下使劲拽了拽：“两床摞一块，压着就厚实了。”
晚上去洗手间，我踩到了一块东西。低头一看，门槛内侧的瓷砖上，平平整整地铺着一条洗得辨不出颜色的破毛巾。
“晚上起夜垫的，”外婆指了指毛巾卷起来的毛边，“怕脚底带水，把地弄滑了。”
第二天临走。她单手死死扒着防盗门的门框，另一只手在罩衣口袋里掏了半天。
一个红包塞进我手里。纸皮已经被揉得发软，边缘的折痕全裂了口子，不知道在她兜里攥了多少个月。
“拿着，给娃买吃的。”她把我的手拼命往外推，“我在你舅这儿，一分钱都花不出去，用不上。”
我下楼，走到缓步台拐弯。回头看，她还扒着那扇防盗门的门框，半个身子探在门外，一动不动地往下看。
回家后，我把那个软塌塌的红包搁在桌上，跟我妈提了这事。
我妈手里择菜的动作停了。她盯着地下的烂菜叶子看了老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你婆年轻那会儿，脾气多硬的一个人啊。”
人老了，是不是都得把身上的硬骨头一寸寸敲碎，才能在亲生骨肉的屋檐下，安安稳稳地当一个“不添乱的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