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廷二十岁那年让人给卖到了秘鲁。上船那天压根没人告诉他这是去当奴隶的。底舱里头挤了五百来人，屎尿漫到了脚脖子，死了的人直接就给扔进海里喂鱼了。半年后活着踩上码头的，也就不到三百人了。他被一个叫拉尔科的庄园主买走了，价钱是四百个比索。一个自由工人一个月就能挣二三十个比索。他的命，就抵得上别人干一年多挣的钱了。

到了庄园的第二天他就弄明白了，合同上写的不是四年是八年。可那张纸一直就在庄园主的手里头攥着，他再也没能见着第二回。每天早上四点钟就得被鞭子给抽起来，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监工手里那根鞭子是牛皮编的，抽到身上先是一道白印子，紧接着就往外渗血珠子，再抽几下皮肉就烂了。他得管庄园主叫爸爸，不叫就不给早饭吃。叫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说我了，张嘴就是奴才。

他也动过跑的念头，还真跑过一回。脚腕子上那根铁链子他偷偷磨了四个月。顺着溪流一点一点往外爬，跑了三天，第四天上让猎犬给追上了。拉尔科让人把他绑在柱子上，拿钳子夹住他左手两根手指头，慢慢往下拧，然后一刀剁了。两根手指头掉到地上的那个当口，他脑子里头就剩下一句话了。那是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华工告诉他的：在秘鲁，中国人的命就不是命。

1880年智利人打过来了。阿廷先是听见马蹄子响，紧接着就有人在喊话，喊的还是广东话。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拿广东话朝满屋子蜷着的人说：出来吧，你们自由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动。被弄出来十六年了，没有一个人拿广东话跟他们说过自由这两个字。可那个人没拿鞭子，只从怀里头掏出来一个水壶，递给了离他最近的那个，说了一声喝。

这个军官叫林茨，爱尔兰人，年轻时候在广东待过不少年头。他带着手底下的人，走到一个庄园就砸开一把锁，放出一批中国人来。阿廷跟着走了。他也没要枪，就抄了一根从监工手里夺过来的鞭子攥着，带着他们穿山谷里的小路，摸到庄园的后门去。每一回把门砸开了，他就拿广东话朝里头喊：出来吧，不是来抓人的。

卢林山谷里头搭起来一座庙。就是几根竹竿撑着一块黄布，布上面画着关公。一千五百来个从种植园里头放出来的华工，齐刷刷跪到了关公的像前头。手里头也没别的，就是镐头、砍刀、锄头、还有木棍子。带头的叫金塔纳，也是广东人，当过华工，合同满了以后在利马做小买卖。他拿刀把鸡头剁下来，把鸡血灌进了一大碗烈酒里头，自个儿先喝了一口。那碗血酒一个传一个，每个人都喝了一遍。

这支队伍后来就有了个名号，叫火神营。大部分人手上根本没有枪，干的净是最苦最累的活路，挖战壕、搭桥、抬伤员。可没有一个人往后退过半步。他们跟着智利人打进了利马城。仗一打完，他们把军服脱下来，把家伙交回去，掉头就往回走。可秘鲁人没有放过他们。败下来的秘鲁兵冲进了华人住的那片街区，就在大街上打中国人，然后放了火。唐人街让人给烧成了一片焦土，街上横七竖八躺了几百具尸体。

智利人站在一边看着，没伸手拦。他们的仗打完了。金塔纳就带着那帮兄弟从火场里头往外背人，把死了的孩子从街上抱回来，拿智利兵扔下的面袋子裹住尸首，埋到城外的荒地上头。也没有人给他们立碑，他们就自己从废墟里扒拉出来一块板子，拿烧糊了的炭在上头写了四个字：广东亡魂。

后来金塔纳就带着剩下的人往南走，去了智利人控制的硝石矿区。那里头苦是苦了点，可好歹干活能拿到工钱。他就在矿区盘了间门脸，开了个杂货铺子。后头住着十几个兄弟，都是当年跟他一块喝过血酒的。每天傍晚收了工，他们就凑到后院里头拿广东话聊天，把秘鲁的玉米面揉成团蒸窝窝头吃。有一个老乡从利马带过来一封家信，说广东老家的娘还活着，眼睛已经瞎了。他把那封信叠了叠塞进枕头套里头，第二天照常起来搬他的货。

现在到了秘鲁你去看，十个人里头就有一个长着中国脸。他们把中餐馆叫chifa，那就是粤语里吃饭的念法。把酱油叫sillao，那是豉油。这些个词儿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那些戴着链子被卖到海那边的广东人嘴巴里头传下来的。他们没带走故乡的一片瓦，可他们把故乡的舌头根子带到了另一片大陆上头。

你要到奇卡马山谷去，还能找着当年那些种植园的遗址。倒在地上的棚屋木头桩子上，刻着几个七扭八歪的字：广东阿山、福建阿福、阿廷到此。那些叫人剁了手指头的、让狗撕扯过的、被转手卖了一回又一回的人，那些一辈子没能坐上回家船的人，他们自己给自己刻下了墓碑。那两千个把枪攥在手里的中国人，好歹自个儿替自个儿做了一回主。哪怕就做主了那么几个月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