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芳华
今天是父亲节，也是夏至。晨光透过窗纱，照在孩子的笑脸上，我很想父亲——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一年了。

多年前，我曾带着妻子和儿女去看电影《芳华》。当时妻子因怀孕育儿，好几年没进过影院。从影院出来，她心里堵得慌，半晌不说话。我明白那种堵。银幕上刘峰与何小萍命运，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人心。冯小刚和严歌苓把一代人芳华撕开给人看，那些善良被践踏、真诚被辜负的瞬间，又何尝不是父亲那代人的写照。我在朋友圈写下一些感慨，为创作者勇气，也为时代那份迟来的包容。那一刻，我想到最多的，是父亲的芳华。
父亲的芳华，停止在2005年元月8日的晚上，停在他刚过完49岁生日不久的日子里。五十岁，正是一个男人本该卸下些重担、看着儿女及孙辈成行的年纪，他却匆匆退场了。就像电影里说的，一代人芳华已逝，属于父亲那一份，逝去得太早、太仓促。

父亲是劳动大学毕业的。在那个年代，这原本算得上有文化。他初中成绩优异，代表学校去县里参赛，还因此带着爷爷进县城吃了一顿难得的饱饭。听说本该保送他去县一中读高中的，可终究敌不过说不清的“潜规则”，最后只去了劳动大学。他大概那时就第一次品出了命运的无常——努力在现实面前，竟那样轻飘。更无奈的是，1969年以前从劳动大学毕业还能分配工作，可父亲偏偏没赶上。
父亲背着铺盖回到农村，回到那片低头劳作的土地。如果不是这样，他或许会走出山村，有另一番人生，可那样的话，或许也就没有我了。命运的安排，总是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回到村里的父亲，因为爷爷病重，早早结了婚，算是完成老人的心愿。他文化高，当过村小组会计。长大后我才明白，会计是个多敏感的位子。莫须有的问题，像一盆脏水泼向他，父亲默默辞了职，没有吵闹，这便是我记忆里父亲的样子——天大的委屈，也只是咽下去，只因父亲没有亲兄弟，转过身继续干活。

他只有一米六三的个头，硬是学会担担子，肩膀压出血痕，结痂，再压破。他学耕田、犁田，把自己练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劳动能手。那个矮小的身影在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远远看去，像一株被风压弯却总也折不断的稻穗。家里的日子并不太平，婆媳间的摩擦，两个幼年子女的夭折，加上他身体一直不好的慢性肝炎，一样一样压过来。可父亲没有垮。他在苦日子里学会了给自己打针、抓些简单的草药，学会了忍耐、妥协，学会了一种乡间式的、沉默的中庸。那不是软弱，是一个人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唯一能抓住的活下去的智慧。

我出生的那年，正是电影里刘峰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农村改革了，分田到户，父亲那一身种地的本事突然有了用武之地。他种的田，亩产量全村最高，连外村人都跑来讨教。他种树，烧窑造砖，1985年盖起了一栋两层的瓦房。他还卖过冰棍，做过点工，凭着巧干肯干苦干，和一点就通的悟性，慢慢开始承包工程，半个村的男丁跟着父亲在红星做工，父亲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亲戚也看得起父亲了。那段日子，大约是父亲一生中最昂扬的时光，仿佛命运终于肯对他露出一点笑意。

可这笑意并不长久。1992年王震将军去世后，父亲倚靠的企业集团很快濒临倒闭，工程断了。
他拉了一车布去越南边境，折腾大半年，只保了个本。在实践中父亲发现了往俄罗斯贩运布匹和鞋的商机，一切就绪，十五万元的货整装待发，只需他最后拍板。父亲却彻夜难眠，瞻前顾后，最终因担心万一亏损，无法养家放弃了。十五万元，在当时的农村是怎样的数字啊。他不是没有胆识，他是输怕了。身后是年迈的母亲、辛劳的妻子、一双年幼的儿女，父亲不敢拿整个家庭的安稳去赌一个远方的未知。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无助的时刻——机会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他却只能看着它溜走。后来我常想，父亲那一代人，有多少次被时代推到了浪尖，又被浪头打回原地。个人的挣扎，在滚滚洪流里，有时真的轻如草芥。

如今回想父亲的一生，最让我心疼的，不是那些苦难本身，父亲面对苦难时沉默。从不诉苦，像一座沉默的山，把所有风雨都挡在身后。从不说他当年多么想读书，从不提他曾经怎样在泥水里挣命。父爱，深厚得说不出，沉重得拿不动，只是铺成一条路，让你踩着脊背往前走，不必回头。

父亲没有等到享受儿孙绕膝温暖，此刻，朝阳正照进屋里，九岁儿子在闹，16岁的女儿在睡懒觉。我们这平凡人的生活节奏，这和平日子的每一寸光景，都是父亲特别期待却未能看见的。父亲用一生劳碌和无助，换来了这片并不壮阔却安稳晨光。家庭就这样在日子里持续地温热下去，一代一代，大约便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父亲五十岁就走了。五十岁，正是他的芳华应当结出果实的时候，却戛然而止。我渐渐明白，父亲没有真正消失，它藏在我养育孩子时笨重的脚步里，藏在日常生活声里，藏在老父亲用尽力气建造的家中，虽无声，却从未离去。

父亲节，我格外想他。想着父亲矮小身影，挑着重担在田埂上缓慢却从不退缩脚步。那脚步落在地上，也落在我心里，一落就是一辈子。父亲2004年5月下旬在深圳笔架山公园南的笋岗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