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知名学者曾盯着当年红透半边天的“伤痕文学”，抛出过一个极其扎眼的质问。
这质问直指那批大名鼎鼎的作家：为什么你们的笔尖，只顾着描摹知青返城的眼泪、干部平反的委屈，却对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几千万国企工人买断工龄、上亿农民工挤进城市工棚的画面，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给？
面对这种现象，学者给出了一句冷冰冰的定论：“写，是因为需要；不写，也是因为需要。”
这话没有半个脏字，却像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
看看那些写得洋洋洒洒的书就明白了。当年坐在出版社办公桌后、握着钢笔的，正是那些刚回城的知青和复职的文化人。稿纸一铺，墨水一蘸，他们把自己的苦闷写得惊天动地。当一车车散发着油墨香的样刊被运往全国各地的书店时，他们不仅倒干净了肚子里的委屈，还名利双收，顺手搬来了一把高高的椅子，把自己安安稳稳地放了上去。
这就是“写”的需要。
而到了90年代，当厂长在广播里念完散伙名单，成千上万穿着旧厂服的工人，把一张印着“买断工龄”的薄纸捏卷了揣进兜里，推着掉漆的自行车走出大铁门，转身去菜市场寻找便宜的烂菜叶；当上亿背着化肥编织袋的农民工涌入城市，睡在四面透风的木板工棚里，就着凉水咽下干硬的大饼时——书店的货架上却安静得出奇。
为什么没人给他们写一行字？
因为这群人手里攥着的是沾满油污的扳手、是结满硬皮的泥瓦刀，唯独没有一支能把文章送进印刷厂的笔。他们连多喘口气的功夫都得用来算计明早的面条钱，哪有闲工夫去把自家的苦日子，揉碎了排版成伤感的文字？
当时的圈子里也不待见这些灰头土脸的题材。沾着机油味的绝望、混着水泥灰的屈辱，根本进不了那些宽敞明亮的编辑部。这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健忘，而是大家齐刷刷地、心照不宣地捂上了眼睛。
这才是“不写”的需要。
如今总有人抱怨有些圈子门槛高。其实早在几十年前，白纸黑字就已经把门槛砌得严严实实了。
当你翻开那些厚厚的名著，为了里面某个人物风花雪月的忧愁跟着叹气时，不妨想一想：到底是谁的痛能被印成铅字摆进书店橱窗，又是谁扛了一辈子的水泥和钢筋，最后连在书页的角落里留个名字的资格，都没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