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号早上，于英生送完儿子上学回家，妻子还在床上躺着。几个小时后，她死了。现场没撬锁痕迹，门是反锁的，可警察觉得——最该被怀疑的就是他。

主要信源：（人民网——安徽警方成立专案组调查17年前“杀妻”案）

1996年冬天的蚌埠，寒风卷着落叶扫过南山路的旧居民楼。

34岁的于英生刚把7岁的儿子送进学校，揣着区长助理的工作证往单位赶，那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刻：市委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父亲是当地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妻子韩露是中学老师，出身书香门第，一家三口的日子在邻里眼里挑不出半分错处。

谁也没料到，几小时后，一场灾难会把他从云端拽进泥里。

中午，韩露的父亲接外孙回家时，发现女儿的自行车还停在楼下，家门虚掩。

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呛得人睁不开眼，门后竟燃着半截蜡烛。

老人跌跌撞撞冲进卧室，看见女儿赤身裸体躺在血泊里，早已没了呼吸。

刑警很快封锁了现场：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韩露死于扼颈窒息，体内留有精液。

厨房的煤气罐开着，床头柜摆着点燃的蜡烛，显然是熟人作案，凶手熟悉环境，还想制造爆炸毁尸。

警方走访后，把目光锁在了于英生身上。

邻居说这对夫妻常吵架，案发前一晚还因琐事争执。

没等他从丧妻的剧痛中缓过来，12月12日，于英生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

审讯室里的七天七夜成了他的噩梦：不让睡觉，车轮战追问，警察只想要一份认罪书。

他反复喊冤，可没人听。

直到韩露体内的精液DNA与他不符，案子却没因此翻盘，检方咬定是他捡了别人的避孕套伪造现场。

1998年4月，蚌埠中院一审判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上诉，安徽高院两次发回重审；2002年终审，改判无期徒刑，不得减刑假释。

监狱的铁门“哐当”合上，于英生的世界塌了。

父亲于道欣，那个在蚌埠官场干了半辈子的硬汉，坚信儿子是清白的。

从那天起，老人带着长子于宁生踏上申冤路：合肥、阜阳、北京，十几年跑了上百趟，积蓄花光了，亲戚借遍了，也不肯停。

2009年，73岁的于道欣倒在奔波的路上，临终前攥着儿子的手：“宁生，我走了，你也要替英生伸冤，卖房子也得坚持！”

老人的遗书后来到了于英生手里，一摞皱巴巴的信纸，记着每一次上访的日期、接待的人、得到的答复。

字迹从苍劲变得颤抖，像父亲佝偻的脊背。

于英生突然醒了：他不能死，不能让父亲的血白流。

他开始自救。

托狱警买法律书，在昏暗的灯光下啃法条，参加自考，拿下法律专科毕业证。

他拒绝穿囚服拍照，“那不是我的衣服，我不认”。

2010年5月，两名检察官来提审，是他14年来的第一缕光。

没多久，安徽省检察院的李革明科长翻开了父亲留下的申诉材料，这个案子太怪了：两次发回重审，两次判死缓，最后无期，证据链处处是窟窿。

复查组一头扎进旧卷宗。

第一个漏洞是时间：于英生7点前出门送孩子，单位8点上班。

若要杀人，得折返、作案、清理现场，再赶去单位，骑单车根本来不及。

第二个是DNA和指纹：韩露体内的精液不是他的，现场床头柜上还有两枚陌生指纹，当年警方既没鉴定，也没写入报告。

第三个是口供：于英生的有罪供述前后矛盾，一会儿说用刀，一会儿说用枕头，和尸检报告的伤口位置对不上，大概率是刑讯逼供下的胡编乱造。

2013年5月，最高检向最高法发出再审建议。

8月13日，安徽高院宣判：于英生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走出法院那天，他52岁，头发全白了，父亲没等到这一天，母亲也在几年前去世。

他在民政局领了正科级职务，拿着百万国家赔偿，却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真凶还没落网，岳父母仍不肯认他，儿子18岁了，至今不肯叫他一声“爸”。

警方很快重启侦查。

那两枚陌生指纹和当年的精液DNA成了突破口。

技术比17年前先进太多，比对范围一点点缩小。

嫌疑人指向了武钦元，当年蚌埠交警支队的一名民警，和韩露做过邻居，曾在麻将桌上见过她。

武钦元被捕时还在打网球，面对指纹和DNA铁证，终于松了口：1996年12月2日早上，他执勤时看见韩露在家，色心顿起，敲门谎称找于英生。

韩露开门后，他强行施暴，怕她呼救就用枕头闷死了她。

为了毁证，他割了韩露的脖子，打开煤气罐，点了蜡烛，想炸平现场，没想到韩父来得早，断了这场阴谋。

2015年，武钦元被判死刑。

于英生终于能挺直腰杆去岳父母家。

老人看着判决书，哭了半天，说：“我们对不起你。”

儿子也终于肯靠近他，父子俩坐在新家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的梧桐树，谁也没说话。

一个父亲用13年奔波换儿子一线生机，一个蒙冤者在铁窗里啃了17年法律书。

如今，于英生还在民政局上班，每天准时打卡，偶尔会去父亲墓前坐会儿。

他说，不恨谁，只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别落在别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