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原址绝不可能在南阳卧龙岗”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历史文献、地理方位、考古发现以及行政区划演变等多方面的交叉印证。支持“襄阳隆中说”的学者和史料，通常从以下几个核心维度来论证南阳卧龙岗并非躬耕原址：

1. 历史文献与地理方位的直接指向
最核心的证据来自诸葛亮本人的自述。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明确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里的“南阳”在东汉时期指的是“南阳郡”，而非今天南阳市的狭义概念。同时期及稍后的史料，如《汉晋春秋》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水经注》也印证了这一地理位置。这些早期文献清晰地勾勒出了躬耕地的具体坐标：它位于襄阳城西，但在行政管辖上属于南阳郡邓县。而今天的南阳卧龙岗，位于汉水以北的宛城（南阳郡治所）附近，这与“襄阳城西二十里”的方位描述存在巨大的地理偏差。

2. 考古发掘与遗迹年代的断层
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南阳卧龙岗缺乏东汉时期的直接物证。近年来，针对南阳卧龙岗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表明，该遗址的文化层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并没有发现能够确证为东汉末年诸葛亮在此隐居或躬耕的建筑基址、生活遗物或相关遗迹。相比之下，襄阳隆中及其周边地区则发现了大量与汉末三国时期相关的文化遗存。考古学讲究“孤证不立”和“实物印证”，南阳卧龙岗在东汉遗迹上的空白，使其作为原址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3. 诸葛亮的人际交往与活动轨迹
诸葛亮在躬耕期间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史料记载，诸葛亮与庞德公、庞统、司马徽（水镜先生）、黄承彦等荆州名士交往密切，并常与崔州平、徐庶等人游历论学。这些名士和好友的居住地、活动区域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襄阳一带（如鹿门山、襄阳城内等）。如果诸葛亮隐居在距离襄阳一百多公里外的南阳卧龙岗，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他几乎不可能如此频繁地与襄阳名士圈进行深度的学术交流和社交活动。

4. 行政区划的“历史错位”
南阳卧龙岗之所以被认为是躬耕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清时期地方官员和文人为了提升本地文化地位，将《出师表》中的“南阳”直接等同于当时的“南阳府（宛城）”，并在卧龙岗上修建了武侯祠，留下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然而，这种对应是后世基于字面意思的附会。正如前文所述，东汉的“南阳”是一个广袤的郡级行政区，随着历史变迁，郡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用明清时期的地理认知去倒推东汉末年的具体村落，在历史地理学上属于“时空错位”。

综上所述，认为“南阳卧龙岗绝不可能为躬耕原址”的观点，并非出于地域偏见，而是基于严谨的历史地理考证。早期的权威文献指向襄阳城西，考古发掘未能证实卧龙岗的东汉遗迹，且诸葛亮的社交圈高度集中在襄阳。因此，主流史学界普遍认定，诸葛亮躬耕的具体物理位置（原址）在今天的襄阳隆中，而南阳卧龙岗更多是后世为了纪念诸葛亮而形成的文化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