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称，有至少四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研究如何使用加拿大给予中国车企的低关税进口配额，并有意在加拿大建立制造合作关系。
加拿大工业部长此番关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利用低关税配额并有意建立制造合作的表态，恰折射出西方在绿色转型需求与对华战略疑虑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加拿大亟需中国成熟的电动车产业链来实现其2035年零排放目标，低关税配额正是此诉求的政策产物；另一方面，又将正常的商业合作话语间渲染为“中国渗透”的潜在风险，这种既想借力又怕依赖的心态，使得加拿大的产业政策陷入“开门迎客却暗中设障”的摇摆姿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利用配额进入加拿大市场是成本最优的商业选择，而探讨本土制造合作则是规避地缘贸易壁垒、贴近终端市场的长远布局，这本是跨国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理性行为，不应被过度政治化为“威胁”；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加拿大是否准备好以透明、非歧视性的投资审查框架来处理这类合作，而非在“国家安全”的放大镜下将每一桩商业谈判都拖入政治泥潭。若渥太华延续美国“友岸外包”的思维定式，对中国车企的准入与建厂诉求附加政治条件，则可能错失通过竞争推动本土电池产业链升级的良机，甚至迫使中企转向匈牙利、西班牙等对华更友善的欧洲生产基地，最终使加拿大的绿色转型成本居高不下。理性之策在于将低关税配额与建厂合作解耦对待，让前者作为市场调节工具，后者接受常规反垄断与环保标准审查，既利用中国产能优势加速电动化进程，又以法治化环境管控风险——毕竟，汽车工业的百年竞赛从未靠闭门造车取胜，而是取决于能否在开放中找准自身比较优势的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