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在遵义城，仅仅抄了一个黔军师长家，红军就差不多吃饱，光从他家就搜出十几万斤粮食，还有两万多块银元，让一路饿肚子的红军将士踏踏实实吃上了饱饭。
 
 
1935年1月初，遵义城冷得厉害。中央红军刚渡过乌江，身后薛岳、周浑元、王家烈的追兵还在紧咬不放。
 
 
从湘江边一路打过来，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三万出头。
 
 
战士们的草鞋磨得只剩几根麻绳绑在脚背上，粮袋翻过来一粒米也抖不出来。
 
 
有人饿得实在走不动，战友只能架着胳膊往前拖。
 
 
队伍开进遵义城那天，街面上冷冷清清。
 
 
富户早把粮食藏进地窖，小商贩关了店门，老百姓对穿军装的兵躲得远远的——这些年军阀你来我往，谁来了都是抢粮抓夫，没人敢信当兵的。
 
 
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杨立三把地图摊在桌上，目光落在城南琵琶桥附近一片宅子上。
 
 
那是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
 
 
这人手里有枪，在遵义地界说一不二。
 
 
贵州穷得出名，老百姓自称“干人”，一家人常常只有一条裤子轮着穿。
 
 
可柏辉章靠着盐巴和烟土两门生意，银子像水一样往家里淌。
 
 
他花了三万块大洋，请了重庆最好的设计师，修了座全城最气派的宅子。
 
 
光烧青砖就烧了二十窑，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从国外运来，太阳一照五颜六色。
 
 
乔迁酒还没摆，红军就打过来了。
 
 
柏辉章头天去贵阳打麻将，听说消息，连家都没回，带着部队跑了，金银细软全撂在屋里。
 
 
红军规矩硬：只抄军阀、官僚、恶霸的财产，柏辉章三样全占。
 
 
便衣队凌晨摸进柏家大院，推开门的刹那全愣了——四进大院套着小洋楼，柜子里银锭、首饰堆得像仓库，后院粮食、布匹码到房梁。
 
 
供给部文书拿着本子一样样登记，清点结果让所有人倒吸凉气：光是这一家，就搜出两万多块银元，粮食超过十万斤。
 
 
大米三百二十石，稻谷两百石，腊肉四千三百斤，火腿一百二十条，菜油五十桶，茅台酒四十坛。
 
 
还有两百二十斤烟土——那东西比银元还管用，能换药品和电台零件。
 
 
消息传到各部队，战士们眼睛都直了，但没一个人伸手去拿。
 
 
干部们开了个短会：这些是老百姓的血汗，红军用就得用在刀刃上。
 
 
分配方案定得清清楚楚：一军团每人三斤大米、半斤腊肉、一小壶油；三军团伤员多，额外给两斤火腿熬汤；五军团是后卫，分到两斤稻谷和一块腊肉。
 
 
那四十坛茅台酒，周恩来嘱咐少喝，剩下的被战士们当料酒炖肉，满营地都是米香混着肉香。
 
 
银元和烟土上交军委，后来换成了急缺的药品。
 
 
柏辉章家的院墙上，杨立三让人用粉笔写了行大字：“红军借粮，日后照价偿还。”还贴了告示，说既往不咎。
 
 
这事在城里传开了。
 
 
老百姓私下议论：“王家烈的兵只会抢我们，红军的兵只抢柏师长，这队伍不一样。”
 
 
实际上，红军在遵义没收的不止这一家。
 
 
在全城革命群众协助下，一共没收了二百六十八户豪绅和军阀囤积的粮款，连王家烈存在盐行的几十万元货款也被截获。
 
 
十来天里，部队吃饱了饭，还把多余的粮食、布料分给贫苦百姓。
 
 
有个老大娘接过棉衣当场哭了，说她儿子冬天冻掉脚趾头，从没见过这么厚的衣裳。
 
 
街角的小摊重新支了起来，孩子们也敢上街打雪仗了。
 
 
红军买东西真给钱，银元买盐、买辣椒，不赊不欠。
 
 
卖豆腐的老汉端着碗站在街口，战士硬把钱塞进他手里。
 
 
老百姓那杆秤慢慢偏了——他们看出这支队伍跟以前见过的所有军队都不一样。
 
 
短短十来天，遵义城有无数百姓主动要求参军。
 
 
那座柏辉章的公馆，后来成了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和遵义会议会址。
 
 
柏辉章后来跟着后卫部队冲回自己的宅子，看见院墙上刷着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拖枪过来当红军！”他从一楼看到二楼，什么都没剩下。
 
 
红军在遵义只休整了十来天就继续上路，但就是这十来天，让饿得眼冒金星的队伍踏踏实实吃上了饱饭。
 
 
这支队伍用十来天的时间，让遵义人记住了一件事：他们不抢穷人，只拿该拿的，而且永远记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