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自序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重建秦史》（以下简称《重建》），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九生历经九年完成的新著。我有幸在该书脱稿后第一时间得以拜读，深感这是一部重写秦史的力作。正如作者曾言：“本书以‘沙丘之变’为突破口，同时冲破了汉家正统论或暴秦论语言的牢笼思想的牢笼，试图完成一新的综合，重建秦科学与文明。”该书明显有几个特点：一、观点鲜明，棱角突出；二、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紧密结合，广泛运用简牍研究新成果与科技史资料；三、表现形式新颖，语言犀利富有特色。

承蒙作者厚爱，嘱写书序；盛情之下，唯有应命。不过我想，如果把自己了解到的作者如何苦下功夫、精心治学而最终滴水穿石、铁杵成针的过程略加陈述，并对书中所述背景作某种补充，以及谈点浅见，也许会更符合广大读者的需求。

说来十分有缘。我与刘教授曾为西安某工厂同事，后来他荣调陕师大任教，而我却到西北大学读研并留校工作，这样又成了同行。既为同行，不免交往交流，如此又成为朋友。

刘教授研究范围很广，从“黄巾口号之谜”到“毛泽东的农民观”，涉及古代与现当代，有相当独到并具特点的成果问世。其后又把兴趣转移到秦兵马俑性质上来，发表多篇论文，产生了广泛影响。自北大藏简《赵正书》问世以后，他即把精力相对集中到始皇之死、二世是否篡逆的问题上面，积极开展研究。此间他虽退休并长期旅居国外，但研究工作一直坚持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研究既不属国家或省部级项目，也没有一分钱资金支持，完全是志趣使然。如此一种探真求实的精神，何其难能可贵！这与一些人只求虚名而不愿务实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多年不懈努力，刘教授终于完成了关于此问题的170万字的资料长编。在此基础上，他又反复斟酌，整理出最精彩的部分约资料长编的七分之一，即《重建》一书也。

在刘教授看来，《史记》中有关“沙丘之变”的记述，是司马迁采信了赵高的谎言，而出土文献《赵正书》所记，才是事实真相。这样的看法，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认知，可谓石破天惊！为了搞清这一史实的来龙去脉，自然需要从西汉前期的时代谈起。对此，尽管《重建》书中已有所交代，并点出陆贾、贾谊、司马迁三个人，但明显还需要进一步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上作出些说明。

事实上，西汉前期一直存在着非常强大的“非秦”思潮。其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妨就以“非秦”名之，代表性人物是陆贾。他时时在刘邦面前“称《诗》《书》”，刘邦遂让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今存

《新语》十二篇，是否陆氏原作，学者或曰真，或曰伪，没有定论。不过，从书中所论如“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大谈所谓“仁义之所治”，以及“秦”如何、“二世”如何等话语（分见《新语》之《辅政》《道基》《无为》《术事》《辨惑》）来看，其中的“非秦”味道，还是相当浓烈的。

“非秦”思潮的第二阶段可以名曰“过秦”，代表性人物为贾谊。贾谊是个才子型人物，他写的《过秦论》集中反映了其“过秦”思想。该文影响极大，传播极广。就连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都不忘将它既引录在《秦始皇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里面，又引录在《陈涉世家》最后的“褚先生曰”里面。这一做法，非比寻常，富于深意。有关《过秦论》的观点，大家非常熟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由“非秦”到“过秦”，可以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此秦的形象在世人脑海里只剩下“繁法严刑”“百姓怨望”了。

“非秦”思潮的第三阶段则曰“苦秦”，代表性人物即司马迁。《重建》书中称司马迁是“集大成的人物”，非常精准。他借陈胜之口所说“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正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如此，“非秦”思潮也达到最高峰。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引用《过秦论》，表明他是贾谊的忠实粉丝。而一个“贾粉”最终把西汉立国后出现的“非秦”思潮推向顶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无疑，事物是复杂的。西汉前期出现的“非秦—过秦—苦秦”思潮，表面看似乎仅是某些人认知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统治者当局为新兴的汉王朝正名、争正统并大肆宣传暴秦论的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背后有一双政治操作的手。世上事物，大凡如是者，也就变复杂了。唯其如此，我们看问题，万万不可单向思维，只看一个方面。例如对待“汉承秦制”，既要看到确实有汉承继了秦制度的一方面，但同时也要看到“汉改秦制”的另一面——其最明显者，即汉改秦的单一郡县制为郡国并行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改”呀，汉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只有很好地了解这“另一面”，才能更全面认识问题的实质。

至此，再说回司马迁。须知，他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而非神，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时代的制约，在《史记》中不免充斥着“非秦”“过秦”“苦秦”思潮的影响，有了《重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的问题。诚然，《史记》中存在作者某些感情倾向，有不少令人生疑的地方，清代梁玉绳用了25年时间写成的《史记志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有如《重建》一书所揭示者，似还没有过。

如前所述，既然北大藏简《赵正书》所述是历史的真实，秦二世即位是始皇帝的安排而非篡逆，那么，对赵高编造出的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沙丘之变”谎言势必要考虑复杂一些了。过去我曾指出，这当是史迁受汉初“非秦”“过秦”思潮影响，选取了当时流传较广的另一种说法（见新版《陕西通史·秦汉卷》），或可聊备一说。盖秦末汉初，有关宫廷上层的“小道消息”甚多，疑“沙丘之变”即其中一种而最后被史迁选取者。

《重建》一书，总的来看其论证是相当精彩的。例如对胡亥名字之考订，似乎是前人没有作过的。再如运用里耶秦简材料考察洞庭郡迁陵县“见户”“积户”的多寡，虽系沿用孙达人先生研究户口升降　准确说明社会现象的传统，但却做出新贡献。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全书198节中的个别地方，似乎展开不够，仅仅提出了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论述说明。

当然，这些只是白璧微瑕或曰大醇小疵，并不影响本书应有的分量，提出来仅供参考而已。

以上拉杂谈来，是为序。

2024年1月15日八三叟写于西大长安校区望山居同年1月18日（农历癸卯腊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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