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青年纵队的司令员段海州回家探了趟亲，再也没回来，他给上级写了封信，然后扭头就投奔了当时全中国名声最臭的汉奸部队。
 
 
1939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司令部收到一封信，是司令员段海洲写的。
 
 
信上说家中老母病重，他得回去尽孝，短时间回不了部队。
 
 
屋里几个人把信传着看了一遍，半天没人吭声。
 
 
前些日子段海洲说要回河北深泽探亲，组织上准了假。
 
 
谁能想到这一走，人就再没回来。
 
 
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段海洲根本没在深泽老家待几天。
 
 
当地老乡后来说，他回家打了个转，连母亲的药都没来得及煎几副，扭头就往南去了。
 
 
他穿过日伪封锁线，跑到冀南清河一带，投到了石友三的帐下。
 
 
石友三是什么人？那时候全中国名声最臭的汉奸部队头子。
 
 
这人反复无常出了名，一辈子倒戈无数次——先倒吴佩孚，再倒冯玉祥，又倒阎锡山，后来是张学良、蒋介石和日本人，人称五姓家奴。段海洲偏偏就奔他去了。
 
 
说起来，段海洲跟石友三之间有点渊源。
 
 
段海洲1909年生于河北安平，家里供他读完了北平民国大学。
 
 
那时候北平大学里进步思想到处传，段海洲一心想投笔从戎。
 
 
他考进了石友三在邢台办的十三路军干部学校，校长是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
 
 
石友信见段海洲是大学生，对他挺照顾。
 
 
可学校没办满一年，石友三就叛变了，学校解散，段海洲只好回老家。
 
 
1937年卢沟桥枪响，段海洲坐不住了。
 
 
他跟同乡五个朋友商量，自己拉队伍抗日。
 
 
六个人东拼西凑弄来九支步枪，旗号一打出去，一个星期就来了三十多号人。
 
 
段海洲把这些人编成两个中队，“抗日义勇团”正式成立。
 
 
他带着人走乡串县到处游说，讲民族大义，讲到激动处一把鼻涕一把泪，还真管用——周围的乡亲纷纷响应，连一些掉队的散兵游勇也来投奔。
 
 
义勇团刚成立不久，段海洲趁日军换防的空当，夜里偷袭武强县，把驻在那儿的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下子缴了三十多条枪。
 
 
段海洲的名声一下子就传开了。
 
 
投奔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了1938年初，他的义勇团发展到六千来人，跟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军”并称河北抗日游击部队的两支劲旅。
 
 
人怕出名，赵云祥想吞并他，眼瞅着一场恶仗要打起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开到了冀南。
 
 
段海洲一看八路军的队伍真心抗日，就动了加入的心思。
 
 
1938年5月，他的义勇团在南宫县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段海洲当司令员，八路军派了李聚奎来当政委。
 
 
李聚奎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指挥过硬仗，带兵经验丰富，在部队里威望很高。
 
 
段海洲这边，心里渐渐不是滋味了。
 
 
就在这时候，石友信一封信送到了段海洲手上，说石友三当上了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军长，正缺人手，请他过去帮忙。
 
 
段海洲动了心。他找了个由头说老母亲病重，要回家看看。
 
 
组织上准了假。段海洲换了一身便装，牵了匹青骡子，带了两个随从，出了太行山。
 
 
然后就是那封信。段海洲到了石友三那儿，石友三当即给了他一个教导师师长的位子。
 
 
可石友三部里派系林立，他一个外来的师长手里没根基，兵权很快被架空，成了个挂名的闲差。
 
 
1940年冬天，石友三暗中跟日本人勾搭上了，准备公开投敌。
 
 
还没等他正式当上汉奸，手下将领高树勋先动了手，12月1日把石友三抓起来活埋了。
 
 
石友三一死，段海洲在那边也待不下去了。
 
 
他离开河北，南下武汉投到国民党那边，凭着本事当上了三十三师少将师长，后来升到九十七军副军长。
 
 
可仗打着打着，段海洲又犹豫了，他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
 
 
1949年春，段海洲在湖北监利县带着一部分旧部起义。
 
 
解放后，他在四川万县市政协当了常务委员。
 
 
再后来，段海洲在重庆开了一家理发店。
 
 
1955年的一天，开国上将李聚奎到重庆了解民情，走进一条小巷的理发店打算理发。
 
 
店里一个老师傅正给客人剪头，看着面熟。
 
 
李聚奎凑上去说“老师傅手艺不错”，那老师傅抬头一笑说“哪里哪里，糊口罢了”。
 
 
李聚奎愣了一下，盯着看了两眼——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个剃头匠，就是当年的段司令。
 
 
段海洲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字里行间透着对当年那桩事的悔恨。
 
 
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一步走岔了，一辈子就拐了个大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