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他亲手参与铡死 15 岁的刘胡兰，升官后隐姓埋名摆摊度日躲了四年，直到一名旧部下检举，再加上邻居留意到深夜持续飘出的烟味，才彻底揪出隐藏的真凶。

这事得从运城街头的一场偶遇说起。

1950年秋天，原阎锡山部队的旧军官王连成在街边买旱烟，一抬头，正好撞见个卖纸烟的摊贩。

王连成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这人下巴坑坑洼洼，没留胡子，但那双倒三角眼错不了——正是当年在云周西村大庙广场上，下令铡死刘胡兰的一连连长张全宝。

张全宝余光一扫，也认出了旧部。他二话不说，一把拽住王连成的胳膊，硬拉进旁边一家偏僻的小饭馆。

几杯闷酒下肚，张全宝死死盯着王连成，压低嗓门亮出底牌：“我现在的名字叫张生昊。你要是敢把今天的事漏出去半个字，我杀你全家！”

王连成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把秘密死死憋进肚子里。

说起来，张全宝的手段还停留在旧社会的流氓逻辑，他以为靠两句见不得光的死生威胁，就能彻底把这单血案翻篇。

为了保命，张全宝对自己下过狠手。

当年太原解放时他兵败被俘，因为没人专门追查惨案，他在教导团装老实混了过去。

1950年夏天刚获释，他深知自己“大胡子”的特征太显眼，便拿修鞋用的铁镊子，对着镜子硬生生拔胡须。

没用剃刀刮，是一根根连根拔起，血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硬是弄出了一张破相的麻脸。

借着阵亡排长“张生昊”的身份，他带着妻子吴翠花落脚运城卫家巷1号院，过起了早出晚归的买卖人生活。

真正让他放下戒备的，是一出戏。

1950年冬天，运城剧院上演歌剧《刘胡兰》。

张全宝压着帽檐，缩在后排角落看完了全场，听见周围观众都在痛骂主凶许得胜，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戏里发号施令的是复仇队队长许得胜，不是他张全宝。

回家后他多灌了两口白酒，对吴翠花嘀咕：“大伙儿都把姓许的当成主凶，老天爷这是给咱全家留了条活路。”

其实，现实远比戏剧讽刺。

几个月后，真正的许得胜在祁县伪装成火房炊事员时被查获。

许得胜在狱中大喊冤枉，一口咬定自己是从犯，下令杀人的真凶是张全宝。

这下子，公安机关的视线彻底锁定了这名“大胡子连长”。

另一边，王连成的心理防线也崩了。

1951年春天，全国镇反运动铺开，王连成因历史问题被关进看守所。

听着管教干部天天讲政策，他心里算明了一笔账：张全宝那点江湖恐吓，在国家机器的铁拳面前连层窗户纸都不如。

为求保命立功，王连成全盘托出，把卫家巷1号院和“张生昊”的假名交代得干干净净。

专案组立刻摸到卫家巷。敲开门，吴翠花面不改色，挡在门口应付：“当家的上个月就回山东老家跑买卖了，院里就我一个人。”

侦查员扫了一眼，院子确实打扫得干净，没见男人的衣物。

人撤到外围走访，一位邻居大妈随口报出的闲话，直接把张全宝钉死了：“她家男人不在，可吴翠花每天早上倒出来的便盆量可不少。夜里路过她家墙根，还能闻见旱烟味，地下隐隐约约有男人咳嗽。”

排泄物和咳嗽声，成了最致命的破绽。

1951年5月8日傍晚，二十多名公安干警翻墙落院，直奔角落的柴草堆。

扒开柴火，掀起伪装的木板，底下露出个黑漆漆的地窖。干警打着手电冲进去，洞里散着刺鼻的汗酸味。

张全宝正缩在破褥子上，右手猛地往枕头底下的勃朗宁手枪摸去。几名干警飞扑上去，死死反剪住他的双臂。

连保险都没来得及拉开，这位当年挥舞铡刀、大喊“怕不怕”的连长，就像地鼠一样被拖出了泥洞。

6月24日，文水县人民法院在当年刘胡兰牺牲的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

张全宝当庭认罪，在供词上按下了红色的指印，随即被执行死刑。

那份详细记录惨案经过的原件，至今保存在山西省档案馆里。

谁能想到，这桩血案的突破口，既有牢房里争相保命的狗咬狗，也有市井巷弄里的一盆生活垃圾。

罪恶的清算从来不止于刑场上的一声枪响，更在于作恶者余生每一秒都要像地鼠一样躲避光明的煎熬。

那些想靠毁容改名抹去血债的人，最终全败给了最日常的生存痕迹。

文章来源：山西省党史办《刘胡兰惨案始末》；《人民公安报》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