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后的心愿：把骨灰撒进长江喂鱼 晚年，毛主席多次对身边人安排后事。 他说：“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们告诉鱼，就说毛泽东来给你们赔不是了。我吃了那么多鱼，欠了它们的债，死了以后用骨灰来还。” 他认真补充说：“这叫物质不灭定律。鱼吃了我，长得肥肥的，再去为人民服务。”
上世纪70年代，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常年不分昼夜地操劳，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多种疾病接踵而来。普通老人家到了这个年纪，往往最忌讳谈论“死”这个字，觉得沉重、压抑，避之唯恐不及。毛主席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生死看得很透，常常主动跟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这个话题。
据当时长期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护士长的吴旭君回忆，有一天，主席又跟她聊起了生死。当时屋子里的气氛很安静，主席的语气就像在拉家常一样，平和得很。他说，人哪有长生不死的？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如果人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紧接着，毛主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吴旭君安排了一个“任务”。他说自己死后，让大家开个庆祝会，还要吴旭君上台去讲话。讲什么呢？就讲今天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死得好，新陈代谢嘛。
听到这样的话，吴旭君心里五味杂陈，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对长期陪伴他、照顾他的工作人员来说，这种超脱的玩笑实在有些残酷，谁愿意去想象那一天的到来呢？没等吴旭君缓过神来，毛主席又补充了一个极其具体的“骨灰处理方案”。
他停顿了一下，很认真地嘱咐道：“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非要指定“长江”，又为什么觉得对不起“鱼”呢？这就得聊聊他和长江、和鱼的深厚渊源了。
在他看来，大风大浪并不可怕，那是锻炼人意志的最好场地。1956年5月，63岁的毛主席来到武汉视察长江大桥的建设工地。视察完后，他毫不犹豫地沿着船舷的扶梯跃入江中，在波涛汹涌的长江里痛痛快快地游了两个多小时，游程近14公里。上船后有人问他累不累，他一脸轻松地说，给个馒头吃，还能再游两小时。
在那次横渡长江的中午，东湖宾馆的名厨杨纯清特意在船上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为主席做了一顿午餐。四菜一汤，主菜就是一条清蒸武昌鱼。毛主席吃得非常开心，喝了一小杯茅台酒，把那条武昌鱼吃得干干净净。到了晚上，主席兴致极高，挥笔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在日常饮食上，毛主席从来不讲究排场。他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对那些名贵食材毫无兴趣，唯独对鱼情有独钟。无论是鲤鱼、草鱼，还是著名的武昌鱼，只要是鲜活的水产，他都吃得津津有味。据厨师回忆，主席觉得吃鱼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让自己保持充沛的精力去应对繁重的工作。有一次吃草鱼时不小心被小鱼刺卡了喉咙，他硬是忍着痛没对别人讲，足见其性格的刚强。
正是因为生前吃了太多的鱼，到了晚年，这位把“为人民服务”刻进骨子里的老人，突然开始算起了一笔“生命账”。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消耗了自然界那么多馈赠，消耗了那么多鱼，自己百年之后，理应把身体还给大自然，还给长江。
面对主席这番嘱托，护士长吴旭君当时就连连摇头，直呼“不能，万万不能”。她对主席说，平时一切都听您的，但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听，自己也绝不干。
看着吴旭君不理解的样子，毛主席收起了笑容，脸上露出一丝不悦和遗憾。他叹了口气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毛主席告诉她，是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如果不信可以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自己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后来，工作人员去查阅档案，才发现毛主席所言非虚。这件事有着铁一样的史实依据。那是1956年4月27日，中央为了节约土地、杜绝铺张浪费的厚葬风气，起草了一份《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倡议书明确指出，人死后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消耗棺木，可以节省费用，是最合理的安置办法。
在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倡议书上，毛泽东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共130多人也纷纷签名。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出于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顺应全国人民极度悲痛和不舍的情感，中央最终决定保留主席的遗体，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
后来，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曾坦诚地提到这段历史。他直言不讳地说，建纪念堂其实违背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因为在50年代，毛主席就带头签字提议所有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建坟墓。中央的高级干部当时差不多都签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