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猛将汤景延突然“倒戈”，在乱枪击毙3名战士后，带着600多名精锐铁了心要去投靠日寇。消息一出全军炸了锅，群情激愤纷纷请战要去清理门户，可粟裕首长却在这时下了死命令：谁也不许动他！

1943年的春天，那会儿日伪军集结了将近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对江苏海门、如皋、南通、启东、崇明等通海五县展开了疯狂的“清乡”行动。敌人碉堡林立，封锁线拉得比蜘蛛网还密，扬言“半年之内，必全歼苏中新四军主力”。苏中四分区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一旦失守，江南的新四军十八旅将孤军奋战，江北的军需供应也会彻底断掉。正面硬拼？不现实。撤？战略要地丢不得。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伪南通特工站站长姜颂平派人找上了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的门。

为啥找汤景延？这人背景确实特殊。汤景延是江苏如皋人，1904年生，早年加入过国民党，当过中校炮兵营长。抗战爆发后他看不惯国民党那套，投奔了新四军，1942年重新入了党。在敌人眼里，这人能打仗但“意志不坚定”，是个可以策反的对象。敌人不知道的是，汤景延可是个“中共特别党员”。

特务上门劝降那天，汤景延眼珠子一转，没答应也没拒绝，说“得跟兄弟们商量商量”。转头就把情况一五一十报了上去。

粟裕接到报告，脑子转得飞快：敌人想玩“以华制华”那一套，那我能不能将计就计？派一个团整建制打进敌人内部，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那样，里应外合搞“反清乡”。

主意定了，方案有了，代号“汤团行动”。可谁来演这出“木马计”的主角？

非汤景延莫属。为了保证行动成功，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警卫团合编为一个团，仍称通海自卫团，汤景延任团长，派老党员顾复生当政委。全团634人，设三个营。行动前还调入30名共产党员，在团里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粟裕特别叮嘱：打入敌人内部后，要防止被分化改编，要始终掌握住部队。

1943年4月16日清晨，海门桃源、震蒙两乡交界处响起了急骤的枪声。汤景延布置了一场“激烈战斗”，枪毙了三个叛徒，当众宣布“脱离”新四军。消息传到南京，日伪军大喜过望。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两次在苏州“接见”汤景延，授予少将军衔。日伪给了“外勤警卫团”的番号，分驻茅镇、姜灶港、张芝山一线。

可新四军这边呢？战士们气得要命，纷纷请战要去清理门户。粟裕只说了五个字：“谁也不许动他！”

汤景延进了敌营，第一步就是站稳脚跟。他借李士群给的“特殊礼遇”大操大办，请客送礼，在伪军里大肆张扬。以解决部队给养为名，在茅镇办起了“协记公行”，自任总经理。表面做买卖，实际干的是三件事：给根据地买军火药品、护送干部进出据点、传递情报。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都设了分行。

但这买卖刀尖上舔血，敌人不是傻子。5月20日，“清乡公署”命令汤团集中海门接受“点编”，接着又命令开赴南通城“整训”。明摆着想吃掉这支部队。汤景延沉着应对：精良武器藏起来不点验，部队加紧操练应付检阅。敌人点验官检阅后大加赞赏，高高兴兴回去了。

敌人发现汤团二营附近有穿便衣挎短枪的人——那是保护秘密电台的便衣队。汤景延派二营长周显才去解释，说是营短枪队化装侦察，顺手塞了一千块“孝敬费”。周显才神态自如，总算糊弄过去。

6月9日，伪清乡公署改汤团番号为“第二教导大队”，命令集结南通城集训。集训结束，敌人把部队分散部署在南到金沙、西北到骑岸、东北到三余、东南到东社，一百多里长的十几个集镇上。团部在金沙，各连队首尾不相顾，许多驻地还夹着伪军部队——名为联防，实为监视。

汤景延针锋相对，部队分而不散，紧急关头仍能统一行动。更妙的是，与伪军联防反倒能更直接地获取“清乡”“扫荡”计划，情报源源不断送回根据地。

就这样，634名勇士在虎穴狼窝里整整周旋了167个日夜。

清点装备，比打入敌营前多了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十万余发子弹——全是敌人“免费供应”的。

苏中军区召开祝捷大会，粟裕高度评价：“‘汤团’全体同志忠心耿耿，各尽其职，机智灵活，能应万变，敢去能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可惜英雄的结局令人扼腕。1948年初，汤景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赴浙东开辟工作迎接大军渡江。2月18日，在向淀山湖进军途中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奋战八小时后因寡不敌众被俘。

狱中他对同狱难友王孝和说：“我们是在上海即将插上红旗时流血的人，这是光荣！”1948年5月14日，汤景延在上海江湾直立不跪，英勇就义，时年44岁。上海解放后，遗骨移葬龙华烈士公墓。

这就是“汤团行动”——人民军队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整团建制假投降、成建制潜伏。一个团，六百多人，一百六十七天，钻进敌人肚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粟裕下了一步险棋，汤景延拿命去赌，最后赌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