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我们小时候来月经，去换卫生巾的时候都是藏着掖着，生怕人看见，而且当年很多人没有卫生巾，都是用草纸。”

今年五十五岁的李静回忆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岁月，心里总会泛起一阵辛酸。那个年代，年轻女孩去供销社购买经期卫生用品必须央求售货员用黑塑料袋包裹严实。遇到经血漏到裤子上的状况，李静只能满脸通红地用长外套死死遮挡。

这种面对生理现象的掩盖行为，在更早的历史时期有着更深的印记。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广大农村女性处理经期卫生的主要物件是月经布。农村妇女常把家里穿破的旧棉麻布料裁剪成长条，缝合后反复清洗使用。

受制于当时封建残余观念对女性经血的偏见，妇女洗涤后的月经布绝对不允许挂在院子里见阳光，只能偷偷塞在灶台背后或者屋檐隐蔽的角落里阴干。遇到阴雨连绵的季节，未干透的布料极易滋生细菌。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大力开展妇幼卫生工作。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各地卫生部门联合妇联组织在部分城市推行经期卫生知识普及，基层妇女干部走街串巷，号召城乡妇女使用干净的棉纱替代旧布和粗糙草纸。

当时的物质供应水平有限，棉纱依旧是紧俏物资，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供销社里几分钱一叠的粗制厕用草纸，就成了很多家庭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进口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卫生巾才少量进入中国市场，同期国内仅有小规模试产生产线，市面供给以进口产品为主。早期产品基本依赖进口，成本居高不下。

八十年代初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均工资普遍停留在三四十元人民币上下，而一包进口卫生巾的售价往往高达数元。拿全家几天的伙食费去买一包消耗品，对普通工薪阶层而言实在过于奢侈。

改变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广州宝洁公司正式在华成立合资工厂，护舒宝品牌 1990 年于国内投产、九十年代初全面进入中国大江南北的市场，中国现代卫生巾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大幕就此拉开。

紧接着进入九十年代，外资品牌苏菲、本土自主品牌 ABC 等相继进入市场、创立并壮大。国内企业依托日渐完善的本土原材料供应链，迅速把生产成本打了下来。

卫生巾的零售均价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销售网络也从老式的供销社铺展到了各大城市的超级市场和街头便利店。广大女性终于摆脱了使用草纸的尴尬。

工业产品的普及解决了物质层面的匮乏，打破思想禁锢则仰仗于国家教育政策的系统化推进。二零零一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国家层面第一次把青春期生理发育知识列入全国中小学课程体系。

专门的生理卫生教师走上讲台，为学生讲授经期卫生常识。二零零八年，教育部对指导纲要进行修订，明确要求小学五六年级必须开始讲授月经生理机制以及心理调适内容。小女孩们从初潮开始就能得到规范的引导。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旗下的健康中国官方媒体矩阵、丁香医生等专业科普平台大量制作女性经期健康短视频。

大众对月经话题的讨论愈发科学。二零二一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人大代表专门针对偏远地区女童的经期卫生用品保障问题提出议案，呼吁相关职能机构出台政策彻底消除月经贫困现象。

如今的年轻女孩完全可以拿着包装精美的卫生用品大方地放在课桌上。这份从容与坦然，建立在几十年来中国轻工业大发展、公共政策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

信源：中华合作时报《七八十年代供销社日用品消费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