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贪官污吏，毛主席的态度有多坚决？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苏区刚在瑞金站稳脚跟，就出了谢步升的案子，谢步升是当地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手里有了权力就开始走歪路。
 
他贪污打土豪收缴的财物，偷盖政府公章伪造通行证，把物资偷偷运到白区倒卖赚钱，甚至为了谋财害了干部和红军军医，查办案件的时候遇到了阻力，有人觉得他是跟着队伍过来的老人，官职也不大，没必要下重手。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没有含糊，他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和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谢步升被最高法庭判处死刑，成了我党反腐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贪官。
 
到了延安时期，黄克功的案子曾引起不小的议论，黄克功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打仗勇猛立过不少战功，因为感情纠纷开枪打死了一名女青年，事发后有人替他求情，说他是革命的有功之臣，国难当头能不能让他去前线戴罪立功。
 
毛主席没有松这个口子，他说正因为黄克功身份不一般，正因为他是多年的共产党员、多年的红军，才必须执行更严格的纪律，共产党的队伍里，没有可以凌驾于法纪之上的特殊人物，最终黄克功被依法判处死刑。
 
没过几年，延安又查出了肖玉壁贪污案，肖玉壁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身上留着几十处战伤，曾经因为营养不良住院，毛主席还把自己的取奶证让给他，让他补养身体，可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慢慢飘了，利用职权贪污公款，还偷偷和国民党管控的区域做生意牟利。
 
案发后他被判处死刑，不服气，托人给毛主席带信，拿自己的战功求情，求留一条性命，毛主席得知后只问了一句，还记得黄克功的案子吗，随后明确表示，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当时延安的机关报专门发文说，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肖玉壁这样的莠草生长，长出来就要立刻拔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反复跟全党打招呼，我们进北平是去赶考，绝不能学李自成，不能进了城就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可和平环境没过多久，还是有干部没扛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天津地区的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入党十几年的老党员，战争年代被敌人抓进过监狱，严刑拷打都没屈服，掌权之后却慢慢变了质，克扣救灾粮、治河民工的工资，挪用公家的钱倒买倒卖，把国家财产拿来自己挥霍享受。
 
案子查实后，河北省委建议判处两人死刑，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时候，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的备选意见，当时有不少人觉得可惜，说两人都是有功之臣，能不能刀下留人，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正因为他们两个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他还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
 
1952年2月，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起“共和国反腐第一案”，给当时全国的干部都敲了警钟，同一年，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反贪污条例正式颁布，把反腐的规矩清清楚楚落到了法律条文中。
 
毛主席自己一辈子都守着廉洁的底线，日常吃穿从不搞特殊，老家亲戚找他安排工作也都被一一回绝，他清楚，反腐不能只靠查案子、判死刑，既要动真格惩处蛀虫，也要立好制度规矩，更要从上到下带起清廉的风气，从苏区到新中国，几十年里他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底线从来没有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