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等人要从上海到延安，潘汉年向76号李士群提出要带几名助手去新四军根据地，李士群爽快答应了。经他安排，潘汉年随同刘晓等人从上海火车站到镇江，76号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迎送至仪征并一直到新四军二师防区才返回。此就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镇江事件”。


1942年冬天，上海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上海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过去还能借租界缝隙周旋的地下机关，一下子被推到灯下。中共江苏省委留在城里的领导干部，不能再按老办法拖下去。

中央要他们撤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问题只剩一个：怎么走出去。

这不是普通交通任务。上海到淮南，中间隔着日军、汪伪警察、宪兵、关卡和江面。地下党曾经陆续转移过不少干部，线路也经过潘汉年审定。可刘长胜在瓜州一度被伪军扣住，虽然脱险，危险已经摆在眼前。

到了刘晓、王尧山这些省委负责同志撤离时，目标更重，任何一次盘查都可能把整条线带出来。

潘汉年选了一条听起来最别扭的路：借李士群的手。

李士群是汪伪特工系统里的要角，早年又同共产党有过旧关系，后来叛变、转投，身上缠着几层旧账。

他愿意同中共方面保持接触，为的不是信仰突然回来，而是给自己留后路。
潘汉年看中的，恰恰是这点。隐蔽战线的工作，有时不能只在干净地面上走，关键是组织批准、目的清楚、分寸捏住。

1942年11月，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按约定在上海集中，再同潘汉年会合。

他们从上海火车站出发，坐火车到镇江。普通车厢前有盘查，二等车厢里却安静得多。这种反差本身就是掩护。越像一场公开旅行，越能避开地下交通常见的危险。

镇江站上，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已经等着。
对刘晓、王尧山来说，这不是轻松一刻。眼前来接人的，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是汪伪特务系统里的人。

危险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状。
潘汉年把他们安排成上海商人身份，跟着自己去新四军那边“做生意”。这层皮很薄，却必须穿稳。

从镇江到仪征，再从仪征出城，路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对方手里的通行权。

城门、检问所、伪军、江面，都不是地下党凭胆子能闯过去的地方。徐毅一路护送到接近新四军二师防区才返回。进入边区后，刘晓一行还要步行数日，才到盱眙顾家圩子的江苏省委机关。罗炳辉二师的防区，成了这次撤退真正的安全边界。先期转移出来的刘长胜、沙文汉、刘宁一等人出来相见，这条线才算真正闭合。

这件事后来被传得带传奇味，像是潘汉年神通广大。
可把传奇外壳拿掉，剩下的是一套严密的风险处置：中央有撤退命令，上海地下组织有安全压力，潘汉年有经批准建立的联络关系，李士群、胡均鹤、徐毅有可被利用的现实动机，新四军根据地负责接应。每一环都不干净，也每一环都不能乱。

到了淮南后，潘汉年向陈毅、饶漱石汇报，带去有关日伪清乡、扫荡的情报。

不久，他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继续遥控上海方面的情报工作。更要紧的是，这次撤退没有停在一次成功上。

上海与淮南之间多出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后来仍有人沿这条线往返敌占区和根据地。

问题也在这里埋下。
隐蔽工作靠的是接触敌人、利用敌人、分化敌人，可到了另一个政治气候里，这些接触很容易被抽掉前因后果，只剩下“同敌伪来往”几个字。镇江那次护送，原本解决的是上海地下领导机关撤退的生死问题，后来却被放进“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里，成了罪证之一。

潘汉年1955年被审查、逮捕，长期蒙冤。
1977年4月14日，他在病中去世，没有等到结论翻过来。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随后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镇江这段路，也被重新放回抗战时期敌占区秘密交通的实际处境中看。

镇江事件最值得重看的地方，已经超过了潘汉年怎样“胆大”，也超过了李士群怎样“爽快”。
它让人看见隐蔽战线最难说清的一面：有些功劳发生在敌人身边，形式上危险，实质上救了人、保了线、通了根据地。

多年后要还它清白，靠的仍是把人、事、命令、后果一件件摆回原位。

那条从上海火车站开出的路，终点不只在顾家圩子，也在后来那份迟到的平反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