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22日，香港岛一间狭小的寓所里，五十五岁的陈炯明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终前，家人问他家事有何交代，他一脸苦笑，对大女儿说："吾家事无可语！"再问国事，他忽然兴奋异常，伸手欲取笔墨，手却已僵直不能握，只连声大呼"共和"二字，后面的字便模糊难辨了。
这位曾经统兵十万、主政广东的军政强人，死后竟无钱买棺成殓，入殓时不得不借用他为母亲预备好的寿材。灵柩在香港东华三院义庄寄存近两年，直到1935年4月3日，才由旧部发起募捐，各界捐资，最终归葬于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上。
章太炎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挽联三千余副从海内外飞来，其中香港《工商日报》的评论最为经典："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陈炯明之死，表面看来是一场因病致死的寻常悲剧，但围绕其死因，历来存在多种猜测与传言。
第一种猜测指向政治暗杀。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被国民政府定性为"叛徒"，1925年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两次东征，将其部队彻底击溃。此后陈炯明避居香港，虽失去兵权，却仍以中国致公党身份活动，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送来八万元支票拉拢他，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并要求"先还东三省再说"。
这种拒绝合作的态度，是否招致了日本特务或国民党的暗算？从现有史料看，并无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说法。陈炯明晚年生活困顿，香港寓所并无安保可言，若真有暗杀企图，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至于毫无痕迹。更重要的是，陈炯明临终前的症状——长期患病、身体消瘦、最终衰竭——符合慢性病自然发展的规律，未见中毒或暴力致死的特征。
第二种猜测涉及经济困窘导致的营养不良与延误治疗，但“饿死”一说，未免夸张。
陈炯明一生廉洁自持，不蓄私财，孙中山曾评价他"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避居香港后，生活虽然清贫，但并没有到断炊的程度，所谓“饿死”是过度演绎的悲剧。
另据其亲信马育航的现场记述及香港《天光报》1933年10月的报道，当日陈炯明在街边购买马蹄作为早点，食用后随即出现腹泻腹痛症状，初诊为急性肠炎。他起初并未入院，仅以民间草药调理，一周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持续加重，出现发热与脱水症状，才入住香港马岛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的诊疗记录显示，其病症为急性肠胃炎合并细菌性感染，因长期体质虚弱，病情进展远快于普通患者。当时，陈家经济状况早已捉襟见肘，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治疗延误的问题，但若将死因归咎于此，则过于片面化了。
第三种传言涉及其长子陈定夏的离奇死亡。1933年陈炯明病危时，长子陈定夏正与弟弟在上海求学，接信后急忙返港，途中不幸感染时疫，回到香港后卧床不起，竟在父亲出殡当日清晨病逝。父子同日安葬，成为近代史上罕见的悲剧。
有人据此猜测陈家是否遭遇了某种"诅咒"或系统性迫害，但理性分析，陈定夏之死纯属旅途感染疫病的意外，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舟车劳顿中感染时疫并不罕见。陈家此后三年内的连续变故——陈炯明母亲、妻子和另一幼子相继去世——更应理解为贫困与疾病交织下的家庭悲剧，而非政治阴谋。

关于陈炯明之死的真相，最可靠的史料来自章太炎撰写的《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与陈炯明并无深交，但其铭文客观记述了陈炯明晚年的清贫："家贫几不能备棺殓，义故助之，始成丧。于是知君清操绝于时人。"
吴稚晖的挽联"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也印证了这一点。陈炯明死后，家中遗物不过是几箱旧衣服和十来块大洋，停尸用行军床，入殓借母亲棺木。
从医学角度推测，陈炯明长期患有慢性疾病，可能是消化系统或呼吸系统疾病。他晚年精神抑郁，政治理想彻底破灭，1927年写下的六万字《中国统一刍议》无人问津，致公党的活动也限于华侨圈子，影响力有限。精神抑郁对免疫系统的抑制，加上营养不良，最终导致身体全面崩溃。

陈炯明死后，其丧葬过程也颇具史料价值。灵柩先寄存香港东华三院义庄，这是香港华人社会为无力安葬者提供的公共殡房。1934年，粤军旧部叶举发起集资，民国名人徐傅霖撰写《陈竞存募捐启》，向全国海内外华人发起募捐。值得注意的是，募捐得到了时任广东要职的陈济棠鼎力支持，而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也参与了捐资。
这一细节说明，即便在政治上视陈炯明为敌人，蒋介石等人仍认可其私人品德，愿意为其丧葬出资。
1934年底，惠州西湖紫微山地购得，墓园兴工，1935年4月3日正式下葬。墓碑由章太炎题写"陈竞存先生墓"，碑款草书，有篆文印章。墓体为民国时期亭式建筑，高约三米，坐西朝东，坟头高3.6米，直径7.5米，四周有2米高的护墙。
综观陈炯明之死，并无阴谋论所暗示的暗杀、毒害或系统性迫害。真相是：一个坚持理想、拒绝妥协、廉洁自守的政治家，在失去权力后，因长期贫困、疾病缠身、精神抑郁，最终在香港一间陋室中孤独死去。
他的死亡方式与其人生哲学高度一致——不蓄私财、不事权贵、不降志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