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旦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兼情人，1938年汪精卫在越南公开投日后，她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追随，积极参与汪伪政权各种核心事务，协助汪伪对日合作，助纣为虐。
施旦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咱们得从她的身世背景看起。她老家在浙江诸暨，出身于一个非富即贵的书香门第。她上过女校，后来还远赴欧洲和日本留学，英语、法语、日语都能流利切换，平时还喜欢写诗、练书法。既然懂道理、知兴替，她后来走上汉奸这条路，就更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当年，施旦嫁给了一个姓凌的军官。这个凌某人正好在汪精卫的心腹秘书曾仲鸣手下当师长。靠着这层关系，施旦踏进了汪精卫的社交圈。在一次私人饭局上，施旦和汪精卫结识了。风流儒雅的政客遇上满腹才情的少妇，两人越聊越投机。恰逢汪精卫的悍妻陈璧君去了庐山避暑，施旦便借机成了汪精卫的情人。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陈璧君很快就得知了真相。这位“河东狮”并没有大吵大闹，索性给了施旦一笔钱和两张火车票，把她和凌姓军官打发到了瑞士。然而，丈夫拿着这笔钱花天酒地，喝醉了还对她拳脚相加。
1938年底。抗日战争正打得惨烈，大半个中国陷入战火。此时的汪精卫却悄悄溜出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938年12月29日，他抛出了一份震惊中外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对华声明，正式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首都设在南京，大张旗鼓地搞起了所谓的“和平建国”。就在这个汉奸政权正式运作的关键节点，施旦回来了。
汪伪政权成立后，陈璧君为了帮弟弟陈耀祖稳固伪广东省长的位子，经常跑回广州当她的“太上皇”。南京颐和路的汪公馆，自然而然就成了施旦的天下。汪精卫顺水推舟，直接把“机要秘书”的头衔挂在了施旦头上。
千万别把施旦仅仅看作一个供人消遣的花瓶。机要秘书，这是掌握政权命脉的枢纽位置。 汪伪政权每天要处理大量极其核心的卖国事务。他们要配合日军的“清乡”运动，大肆搜刮沦陷区的战略物资，还要协调伪军“和平建国军”的防务安排。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大汉奸递交上来的绝密报告，以及李士群、丁默邨把持的“76号”特工总部发来的情报，全都要先经过施旦的手。
凭借着出色的外语能力，尤其是流利的日语，施旦成了汪精卫和日本主子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日本军方顾问影佐祯昭等特使来商谈合作，施旦往往就在一旁负责翻译和记录。汪伪政府出台的各种妥协退让政策、人员调动任命，都要经过她分类、整理，最后再递交汪精卫签字。
当时的汪伪政权，在1940年底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甚至在1943年跟着日本对英美宣战。施旦作为机要秘书，在这个出卖灵魂的国家机器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她受过高等教育，完全清楚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地上烧杀抢掠干了些什么，也完全明白自己处理的这些公文会给同胞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人们常问，施旦到底图什么？抛开那些缠绵悱恻的野史，从现实逻辑来看，这绝对离不开对权力和奢华生活的深深迷恋。在汪伪政权的圈子里，施旦的地位极高。那些伪政府的部长、司令们，见着她都得客客气气地喊一声“施小姐”或是“施秘书”。
时1944年，汪伪政权的日子眼看要到头了，汪精卫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早年遇刺留在背脊里的子弹引发了骨肿病，让他高烧不退，双腿失去知觉。在这段穷途末路的日子里，施旦寸步不离。她不仅要照顾汪精卫的吃喝拉撒，还得继续帮他念文件、批阅那些来自日方和伪政府各部门的公文。
日本医学专家诊断后，判定汪精卫必须转往日本名古屋做大手术。送行那天，施旦特意换上了汪精卫平时最喜欢看她穿的衣服，在机场目送专机起飞。
当汪精卫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施旦穿着一身白衣混在迎接的人群里。她不敢去和陈璧君等家属站在一起，只能躲在角落里暗自流泪。随着汪精卫的死，加上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这棵大树轰然倒塌。大汉奸们相继被送上审判台，陈公博、林柏生等人被执行枪决，陈璧君也在监狱里度过了残生。
关于施旦的结局，历史档案里的记载变得非常模糊。坊间传闻她在战后凭借各种手段逃脱了严惩，隐姓埋名活到了九十多岁。甚至有人说，当有关部门最终找到她、清点她的遗物时，发现老太太家里依然完好无损地珍藏着汪精卫的各种照片。
不论她晚年是如何度过的，历史的评判早就板上钉钉。人们在回顾这段过往时，往往喜欢给她贴上“痴情”的标签。但在家国大义面前，这种脱离了民族底线的所谓“感情”，毫无值得称颂的价值。大是大非面前，任何私人的风花雪月都掩盖不了背叛国家的罪恶本质。 她明明可以远走高飞，偏要蹚这趟浑水，替一个出卖国家的罪人打理机要、协调外务。在这个过程中，她早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咱们今天翻开这段历史，除了唾弃那些头号汉奸的丑陋嘴脸，更应该看清施旦这种为虎作伥的帮凶。历史的教训极其深刻：无论一个人才华多高、学历多好，只要在大是大非上站错了队，终究会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