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员，是蒋介石的毕生死敌，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最后被蒋下令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是谁？
宣侠父，1899年出生于浙江诸暨，妥妥的江南才子。他从小读书就好，曾远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宣侠父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顺利考入黄埔一期。
当时，蒋介石为了在军校内部培植个人势力，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直接以校长的名义下文，指定了国民党各党小组的组长，并要求这些组长每周直接向他书面汇报党内活动。
别的学员敢怒不敢言，宣侠父却咽不下这口气。他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之一，但他压根没有去巴结校长，反而在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一份报告，要求特别党部否定蒋介石的决定，组织基层分部的民主选举。
这份报告一递上去，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
蒋介石婉转地批评他“少不更事”，没体会到校长的“良苦用心”。宣侠父毫无惧色，直接搬出孙中山先生的原则，直言以党治军才是革命命脉，还顺带提了陈炯明叛变的教训来反驳。
这下直接踩了蒋介石的猫尾巴。当场限令宣侠父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否则卷铺盖走人。
三天后，宣侠父根本没有写什么悔过书。蒋介石恼羞成怒，认定此人绝不可留，便派人送去一笔路费，要把他赶出黄埔岛。宣侠父看都没看那笔钱，大袖一挥，留下了两句响彻黄埔校史的诗：“大璞未琢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离开黄埔后，宣侠父并没有就此沉沦，他把满腔热血投入到了更广阔的革命天地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迎来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亲自点将，任命宣侠父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派他前往西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宣侠父到了西安后，如鱼得水。他利用自己黄埔一期老大哥的身份，广泛结交国民党军政要员，甚至直接跑到国民党的军营里去做抗日演讲。
这让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号称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如坐针毡。
蒋鼎文既是宣侠父的老乡，也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为了摸清宣侠父的底牌，顺便给他个下马威，蒋鼎文摆下了一场“鸿门宴”，请宣侠父赴宴。
酒过三巡，蒋鼎文借着酒劲开始指桑骂槐，攻击共产党。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位当年敢指着蒋介石鼻子讲道理的“刺头”。
宣侠父当即放下酒杯，有理有据地予以严厉反驳，不仅把蒋鼎文驳得哑口无言，还顺势借题发挥。他坦言，既然大家都在统一战线里打鬼子，那请蒋长官从民族大局出发，赶紧给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补充粮草、军饷和医药。
蒋鼎文被搞得下不来台，只能打个哈哈，敷衍说“明日再办”，想赶紧把这场尴尬的饭局糊弄过去。
谁曾想，宣侠父是个认死理的实诚人。第二天一早，宣侠父果然准时出现在蒋鼎文的办公室，要求蒋长官兑现诺言。从那以后，宣侠父隔三差五就跑去找蒋鼎文“讨债”。蒋鼎文被逼得东躲西藏，苦于应付。给吧，心疼；不给吧，宣侠父手底下那支笔和那张嘴可是出了名的，要是被新闻界曝光指责国民政府抗日不力，他蒋鼎文也担待不起。
连远在武汉的蒋介石都听说了西安的窘境，几次发电报责问蒋鼎文怎么连个人都对付不了。
恼羞成怒的蒋鼎文恶向胆边生。他找来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给宣侠父罗织了一大堆“破坏抗战”的罪名，秘密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这名字，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当年在黄埔岛上的那口恶气他到现在还没咽下去，如今此人又在西北搅得天翻地覆，实在是心腹大患。
蒋介石的耐心终于耗尽，他叫来军统局长戴笠，冷冷地下达了暗杀宣侠父的密令。
1938年7月31日的夜晚，古城西安显得格外闷热。宣侠父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沿着西安的大街向八路军办事处赶去。路旁的树影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影影绰绰，他或许正在脑海中盘算着明天该如何继续争取那批急需的抗日物资。
就在他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从斜刺里窜出，猛地横在了他的面前。
车门瞬间拉开，军统局西北区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带着几名特务一拥而上。宣侠父虽然奋力反抗，但终究寡不敌众，被强行拖入车内。在密闭的车厢里，特务们惨无人道地将他杀害，随后连夜将遗体抛入城外的一口枯井中，并用黄土填平，妄图掩盖这桩见不得光的罪恶。
一代革命英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陨落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年仅39岁。
几天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现宣侠父神秘失踪，立刻向国民党方面要人。蒋鼎文装聋作哑，推脱不知。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直接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两次向蒋介石当面交涉，要求查明宣侠父的下落。
眼看纸包不住火，蒋介石索性撕下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一副流氓嘴脸，冷冷地抛出了一句话：“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一句话，道尽了独裁者的冷血与心虚。在蒋介石的心里，黄埔军校就是他个人的私产，黄埔的学生就是他的家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宣侠父仅仅是在行使一个爱国者的正当权利，呼吁抗日，却成了他眼中必须拔除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