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什么不监督执行变法的官吏？

王小波在很多年前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叫做花拉子模信使难题：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刺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

这个故事大概不是王小波编的，各国的谚语里都有类似的故事，英国谚语里便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典故来自于罗马时期，当时有信使告诉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二世，卢库鲁斯率领的罗马大军正向他的位置进军后，提格兰二世却杀了这位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于是再也没有人向国王报告罗马大军的位置，直到他被卢库鲁斯包围。

王小波本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80年代末，王小波、李银河曾进行过一次调查研究，表明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调查，调查文集后来还拿了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奖。

但是在文章发表的时候，李银河却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警告，这项研究室不受欢迎的；同性恋群体是真实存在的，同性恋倾向是天生的，封刊物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官方就是不愿意听到这个消息，威胁要封掉他们。

还有赫鲁晓夫在晚年谈及苏联的玉米运动时，也表示身居高位者的推荐大概率会起到反面效果，因为居高位者总是希望听到好消息，希望提拔那些顺应时代，向上级汇报好消息的干部，排斥汇报真实情况的干部。属下的干部们为了讨好领导，往往不论自然环境是否适合种玉米，也不论集体农庄会不会种玉米，反正一股脑的都种上玉米，以期向上级汇报一个好消息。

至于产量、经济效益这些，在干部们眼中都是次要的，尽管很多地区种植玉米的效益很差，但是广播和报纸上依然都是种植青储玉米的好处，报表上也再说，哪个加盟共和国已经完成了播种，哪个州已经完成了收割，收割了多少公顷，完成了多少定额，详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二卷，《我对玉米情有独钟》。

王安石变法更是如此，不是没有人提醒过王安石，青苗法放出的贷款，名义上是百姓自愿，实际上是强制摊派，县官将百姓聚集起来，挨家挨户的登记，不贷根本不行；贷款名义上是二分利，实际上县官根本不足额发放贷款，春天贷陈麦一石，秋天却要还新好小麦1石8斗7升5合，所取之利将近一倍，远超普通的民间借贷。

更有甚者，无赖子弟随意借贷，冒名顶替他人借贷，官府也不加分别，本户实际上并未见到一文钱，但是等到官府催收欠款时，都算到了本户头上。法令执行期间，因为拖欠青苗钱，以至于卖掉田宅、典卖妻女、投水自缢的人，多得数不清：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苏轼状奏：准中书录黄，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并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札，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
但是对于这些情况，王安石一概不在乎，以散钱多，取利多者为能，反应真实情况者一概罢黜，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王安石压根就没想过监督执行变法的官吏，王安石只在乎新法是否能够得到推行，能否大批的敛财，百姓的死活压根没在他的考虑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