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主编又在给某电影“辩护”了，看似公允客观，实则充满了“和稀泥”式的诡辩与精英视角的傲慢。

他的辩护逻辑，首先建立在一个极其荒谬的前提上：票房即正义，落伍即原罪。他承认某大导“走惯了自己套路”、“有可能正在被时代淘汰”，但又认为对其“落伍”的批评没问题，唯独反对扣上“夹带私货”、“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这种逻辑的自相矛盾在于：既然承认导演的创作套路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观众趣味，为何又不允许观众对其表达不满？当市场用真金白银的“票房扑街”投出反对票时，这本身就是最真实、最残酷的评价。前主编试图用“时代视距”来消解观众的合理质疑，暗示年轻观众的不买账仅仅是“跟不上时代”，这不仅是对市场规律的蔑视，更是对观众审美能力的贬低。

更深层次看，前主编的辩护暴露了一种令人警惕的“公权力庇护”思维。他指出，某电影“顺利公映，反映了官方对它的总体肯定”，因此不宜在舆论场上过度宣扬其“反思”色彩。这种说法看似在呼吁克制，实则是在用行政审查的结果来打压正常的文艺批评。一部电影能够过审并公映，仅仅意味着它在政治上符合基本的底线要求，绝不代表着它在艺术表达上没有瑕疵，更不代表它拥有了免受舆论批评的“免死金牌”。前主编试图将所谓的“官方肯定”作为一种威慑，告诫批评者要“谨慎”、要“克制”，这无疑是在混淆公权力与文艺评论的边界，让本应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前主编在文中大打“情怀牌”与“资历牌”，声称自己是“伤痕文学”同时代的人，认为那一代人的价值观需要得到尊重。这种论调试图占据道德高地，将针对具体文艺作品的批评上升为对一代人历史功绩的否定。然而，尊重一代人的奋斗与正视某部具体作品在叙事上可能存在的偏差、甚至某些价值观的陈旧，并不矛盾。将观众对一部具体电影的吐槽，恶意曲解为对一代人集体实践的否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扣帽子”。正如他所言，“扣帽子的评论倾向”有导向风险，但他自己在行文中，又何尝不是在给批评者扣上“历史虚无主义”或“导向风险”的帽子呢？

前主编的那些文章，表面上是在呼吁理性讨论，实则是在为失意的导演寻找遮羞布。在当下的文化市场中，观众早已不是任人收割的“韭菜”，他们拥有敏锐的辨别力和用脚投票的绝对权利。电影的质量，终究要靠作品本身的“里子”来支撑，而不是靠名人的站台、人脉的吆喝，更不是靠一篇充满诡辩的辩护词来挽尊。前主编们应当明白，在观众日益成熟的今天，任何试图用资历、人脉或公权力来干预文艺批评的努力，最终都将被市场无情地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