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股市繁荣的背景下，美国家庭持有的共同基金份额获得了巨额资本增值，这些账面收益虽未以工资形式发放，却实质上改变了家庭部门的财富感知与消费行为。同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使得住宅成为家庭资产负债表中最大的资产项，而通过再融资（refinancing）提取房屋增值部分，已演变为一种极为普遍的隐性资金来源。

在1990年代末期，当期收入大约覆盖了私人部门总需求的70%，而余下30%则依赖于储蓄率的持续下降。更令人警惕的是，这种“负储蓄”的幅度已攀升至过去四十年来的最高区间。家庭部门通过兑现股票与房产的资本利得，将原本应留作未来保障的财富转化为即期消费，而企业部门也同步降低自身储蓄率，形成了一种双向消耗。

资本市场的持续上涨和房地产升值，通过财富效应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消费刺激；这种刺激推动私人需求达到周期性峰值；而需求的旺盛又反过来进一步推高企业利润和资产价格，从而催生出更多的资本利得；这些新增的资本利得再次被家庭部门通过抵押再融资或基金赎回等方式转化为购买力，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

然而，这种循环并非永动机。其根本脆弱性在于，它所依赖的是资产价格的单向上涨预期，而非生产性收入的同步提升。一旦股市或房市出现逆转，财富效应将瞬间反向作用，消费需求急剧收缩，而此前积累的巨额债务却不会消失。更严峻的是，由于储蓄率已处于历史低位，家庭和企业缺乏缓冲垫，任何外部冲击都可能引发非线性去杠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