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自序丨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在互联网络和各种论坛讲座盛行的当下，历史已成为最便宜的下饭菜。人们似不屑于知其然，即可大谈其所以然。而我以为，历史所能予以我们的一切启迪，皆蕴含在其进程之中。既存在客观大势所趋之必然，又体现于种种主观人为之偶然，这正是历史的复杂性之所在。即使多学科融合日益成为潮流的现代史学研究，仍需以实证为基础。只有先澄清史实，然后才能逐步上升到宏观理论概括，即义从史出，而非相反，仅将史实当作意识形态的证据。但如何发掘和体会历史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个人的主观采择，所获得的历史观，其实是自己价值观的投射。只有价值观不断进化，历史观才能随之更新。借用先哲之言，即“新知”与“道”。“深造”何敢企望，而“自得”则可用以自勉：虽愚者千虑，亦必有一得。
明清嬗代，或有清代明，是继元代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再次一统中原的大变局，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当时历史的主角不仅限于明与清，更有农民起义军。从直接结果来看，明朝是被李自成大顺军推翻的，而非亡于清军之手。然若将视线稍加拓展，明末农民起义的兴起，以及从低谷复燃，以至如火燎原，皆因明朝全力对付后金（清）。即西南川黔土司大规模叛乱，亦与此有关。明与后金（清）相持二十余年，国力消耗殆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兵变民乱相交而起，君臣之间离心离德，愈行愈远。崇祯末年，曾有与大清国讲和与迁都南京之议。皇太极屡屡放言与明议和，其中诚伪，尚待细究。而明朝统治者却不善变通，以缓和形势。至于南迁，本不失为穷余一策，亦因朝臣异议而止，是则唯有坐以待毙。基于上述考虑，本书试以“辽东之役”为主线，重新阐释明清嬗代。问题既涉及明与后金（清），则应于双方皆有较为透彻的理解，如同两造对证，方可定谳。其所以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确有客观困难。明清之际，史料繁多，且真伪夹杂，如何还原史实，绝非易易。相较而言，明朝史料远多于后金（清），研究却似更为薄弱。本书偏重于明朝一方，以冀拾遗补阙。
我自1989年追随恩师王锺翰先生改学清史，已年过不惑。从满族入关前历史开始，直到2012年做到康熙朝，正好退休。我之所以转向明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却一笔旧账。最初作博士学位论文《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将其定义为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奴隶制国家。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国家体制，皆处在古代文明社会的门槛，且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较之明朝成熟的专制皇权体制，八旗制国家的落后性一目了然。按明人说法，后金建国，其地仅当汉之一大郡。且全部成丁亦只六万，远非元代蒙古、完颜氏大金可比，绝无可能纵横无忌，事实也是如此。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之能连连得手，实因辽东早已残敝不堪。明朝虽步入垂暮，但毕竟是大国，何以屡屡调集大军征伐后金，竟无能奈其何，问题显然出在明朝一方。倘若对万历朝的决策与方略缺乏具体了解，则于明清嬗代之伊始，即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首崇满洲”“国语骑射”为国是。清初五大弊政，均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征服性质。尤其是剃发、改衣冠，更是“二千年未有之奇变”，对于广大汉族人民可谓一场空前浩劫。正因民族矛盾尖锐至极，方有农民起义军余部与南明政权合流，共同抗清。清初统治者面临的形势如此严峻，何以未重蹈李自成之覆辙。窃以为，清政权之得以稳定，并非全赖八旗铁骑，而另有两项秘诀：其一，接管明代国家机器与官僚集团，并精简明朝军队为之效劳，这当然需要榨取高额赋税作本钱。专制集权国家的威力，绝不可低估。无论弊端如何严重，只要外无强敌，内不分裂，镇压反抗叛乱，大体绰绰有余。反观李自成入京四十余日之所作所为，亦无怪玄烨谓其为清朝定鼎作驱除。其后南明永历政权、三藩之乱，皆颇具声势，而终归失败，最重要原因即在未能组成有效的政权。其二，以文字狱钳制言论，同时加强舆论的控制与引导，且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原正朔王朝的继承者。汉人士大夫官僚侥幸得生之余，遂受宠若惊，争先恐后将历代相传的“道统”拱手奉予“治统”。满洲统治者既兼治、道于一身，还何须顾忌，又何愁文治武功无成。总之，暴力配合意识形态，是清政权成功的关键。问题是明朝末年何以做不到？论者常一言以蔽之：全面腐朽。但就本质而论，无论何朝何代，专制集权延续到一定阶段，必然失去自我调整与重新整合社会的能力，反而成为赘瘤，被历史所抛弃。
退休之后，再无教学、考核压力。我却不知珍惜光阴，徜徉于明末各类史籍四五年，方拟就一份长编，从后金起兵直到明亡，近六十万字，打算提炼一篇文章了事。2016年写作皇太极入关一文，即察觉准备远不充分，还得临时寻找史料救急。当上溯到隆庆万历之际，李成梁辽东武功曾盛极一时，明人亦多以辽东存亡惟李氏是系，顿时令我陷入疑惑：辽镇之强弱，是因用人而异，抑属于不可逆转的制度性衰败？久久苦思不得其解。别无他法，只有重新补课，从头阅读《明实录》。本书前两篇（原稿为一篇）基本结论即得力于此。朱元璋建立明朝，全国人户仅千万出头，兵户竟多达三百余万，故洪永两朝得以北伐南征，开疆拓土。但明朝之兴起以兵，其迅速转衰亦以兵。及至嘉靖朝，塞外疆土硕果仅存者，惟视为“神京左臂”的辽东一隅。恰逢察哈尔部蒙古迁至兴安岭，辽东边情顿转严迫。幸赖隆庆议和，宣府以西暂且无患，明廷得以加强蓟辽防御，然夷考其实，亦只勉强支吾。而经李成梁“十大捷”、万历中叶“东征”之役及矿税使搜括三大劫难，辽镇更呈瓦解之势。后金建国自立，明朝上下震惊，欲再行遏制，为时已晚。后三篇进入明清嬗代正题，则多赖《筹辽硕画》所载大量疏奏，庶几弥缝于《明实录》与《满文老档》之间。其中第五篇论熊廷弼经略辽东，更须辨析其本人文集，极费周折。本书内容，一览目录即知大概，不必在此赘述。
重新提笔，已年逾古稀，适逢新冠疫情暴发，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精神压力更大，文章不时中辍。虽勉力坚持至今，其实仍是一只断尾蜻蜓。聊以自慰的是，在我的理解中，辽东失守是明清嬗代最为关键的一环。萨尔浒战败之后，明朝重新征募大军赴辽，并开海运以供粮饷，不但四海骚然，辽东本土亦不堪负荷，然终未能保此一隅。苟明乎此，则知辽东既失，再谈恢复，诚如逆水行舟，即有能者出，恐亦无力回天。此乃历史大趋势中显示的基本逻辑。主题框架一经确定，后续部分的论述，大致可转化为“技术性”工作。当然，这绝不意味有清代明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人在主观意识驱使下的活动，如何判断客观形势，作出抉择，实际上处处充满变数，大有探讨的空间。只要深入史实，即不难发现，明朝虽累累错失时机，后金亦未能免。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双方基本决策是否正确合理，而且在哪一方失误更少，更重要的是认清现实，及时迷途知返，否则悔之无及。
我原来所写的几篇清史文章，大多以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为中心展开。本书旨在说明辽东一镇从衰弱到溃散的内在原因与外部影响，明与后金之间的形势消长，以及明朝的决策与调兵筹饷的过程，皆冗长而琐细，对于普通读者，确实很难激起兴趣。但非如此不足以说明辽东明军何以自乱自败，致使后金一举夺取沈辽。历史的发展脉络一经厘清，许多曾被视为焦点，乃至不惜大费笔墨的战争过程，在业内人士看来，或许就变得顺理成章，不再那么吸引眼球。文章体裁与风格必须服从主题所规定的思路。虽明知费力不讨好，亦只能如此。本书虽贯穿同一主题，却仍不采用章节体，我个人观念偏于守旧，总认为论文更便于凸显“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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