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历史 索嫩堡集中营（1933–1934）索嫩堡集中营位于新马克地区屈斯特林附近，存在时间从1933年4月3日到1934年4月23日。营址设在原有的索嫩堡监狱内，这座监狱始建于1832至1833年间，原是普鲁士皇家监狱（战后此地划归波兰，改名为斯翁斯克，属戈茹夫县）。监狱距离镇子约600米，坐落在通往波森（波兹南）的公路旁。1931年，这座曾关押637名囚犯、对当地经济颇为重要的监狱，因卫生条件恶劣而关闭。纳粹党地方领袖威廉·库贝（后任库尔马克大区长官）曾在1931年竞选时承诺，一旦上台就重新启用这座监狱。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后，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搜捕迅速让柏林各监狱和冲锋队地下室人满为患。于是，原索嫩堡监狱被征用，交由柏林警察总局管理，成为一座“国家集中营”。营区设施与首批囚犯1933年3月23日，柏林监狱管理局官员视察了索嫩堡监狱建筑群，发现三栋牢房楼可容纳941名囚犯，包括单人牢房和容纳20、30、60人的大通铺间。部分暖气和管道无法使用，用水需从院中水井打取。管理局免费提供了900张床架和300张凳子。首批囚犯于1933年4月4日抵达，主要来自柏林，绝大多数是德国共产党干部。两天后，一批著名的纳粹反对者也被转押至此，包括卡尔·冯·奥西茨基、埃里希·米萨姆、恩斯特·舍勒和汉斯·利滕。《索嫩堡报》在1933年4月7日报道：“囚犯们从火车站徒步走向旧监狱，途中被令唱国歌，并遭柏林辅警的橡胶警棍驱赶。”囚犯构成索嫩堡的囚犯绝大多数是左翼议员和知识分子，也有少数因各种原因被关押的纳粹分子，其中大部分是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支持者。犹太人囚犯很少，唯一留下回忆录的犹太囚犯汉斯·乌尔曼（1933年9月中旬因“经济间谍罪”与父兄一同被押入营）提到还有四名犹太人。他写道：“只有基督徒才会被送到索嫩堡，犹太人则被送到帕彭堡。”多位目击者一致指出，警卫特别针对犹太囚犯——尤其是乌尔曼父子三人——进行残酷虐待。1933年10月起，据说有几名共济会成员也被关押，其中包括德国象征性大共济会的总导师利奥·米费尔曼博士，他于1934年8月29日因狱中遭遇后遗症去世。乌尔曼还提到其他囚犯，比如“一位褐煤矿的工头，因为开会时喝了酒没听纳粹演讲，就被抓了”；还有“一位西德玄武岩矿主，别人塞给他非法报纸他没要，只随口说了句‘某某可能感兴趣’，就被举报入狱。他本是个体面人，结果说自己大概要破产了。”囚犯人数与劳动索嫩堡关押的总人数远超1000人。据曾受命清点人数的囚犯威利·哈德尔回忆，营内“保护性拘留”囚犯最高达1226人。1933年11月30日的一份刑警调查报告中提到“约1000名囚犯”。由于关押期间人员流动大且档案缺失，确切数字难以考证。囚犯们穿着废弃的警服，从事各种劳动：除钳工、锻工、管道工和木工车间外，还有配有81台缝纫机的裁缝车间、柳条种植和藤椅制作。还有人被派去修建靶场供党卫队训练。其他工作包括理发（定期理发，每周刮两次脸）、厨房帮工、洗衣工，甚至还有人专门负责“裁卫生纸”——把政治警察留下的废旧报纸（上面有用不同颜色标记的文章）切成小片，分发到各厕所。狱中管理与外部反应从1933年9月到1934年4月关营，索嫩堡开展了全国性的“监狱牧师关怀”活动，由德国新教教会委员会于1933年6月发起。实际上这些工作基本仅限于每周举行全体囚犯必须参加的礼拜。所有1933至1934年间在国外发表的报道一致指出，即使与其他集中营相比，索嫩堡的警卫也异常残暴专横。这座集中营在海外很快被称为“酷刑地狱”。时任盖世太保头目鲁道夫·迪尔斯后来回忆曾视察索嫩堡时的情景：“囚犯们的模样简直无法形容，就像从噩梦走出的鬼魂或幻影。肿胀的头颅从破衣中伸出如同南瓜，黄、绿、蓝灰色的面孔已不似人脸，裸露的皮肤上布满鞭痕和凝固的血迹。我浑身发冷，如同见了鬼……我点名要找卡斯帕，一个‘东西’向我报到了，只有他那双燃烧的眼睛还能让人想起他曾经是个活生生的人。尽管后来我见过更惨的场景，但看到这个饱受折磨的人，是那一年最令我震撼的经历。”囚犯们称“暗室”和“东地窖”是臭名昭著的场所，尤其是性虐待频发。哈德尔回忆：“东地窖里什么变态虐待都有，囚犯被逼把生殖器放在桌沿上，然后那些畜牲用力拍下去！”守卫部队更迭最初警卫由柏林冲锋队“霍斯特·韦塞尔”连和第33连组成，4月中旬起，韦克警察分遣队的成员加入（指挥官为瓦尔特·韦克少校，这支队伍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设有一处大型酷刑室）。4月底，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冲锋队接替了柏林冲锋队。据党卫队小队队长海因茨·阿德里安的证词，从8月底起，党卫队第27团约150人经过基本训练后，先取代冲锋队，后取代警察，全面接管索嫩堡的警卫。阿德里安1948年9月29日被什未林地方法院大刑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11月在德赖贝根监狱执行。营指挥官也随职责变动而更迭：警察中尉格哈德·佩斯勒及其同事巴尔特中尉、西格蒙德上尉先后接替冲锋队突击队领袖巴尔；夏末党卫队小队队长保罗·布吕宁出任指挥官，同年12月起负责行政事务，原警察监察官佩尔茨和雷施克被免职。后续用途1934年春索嫩堡解散后，重新划归帝国司法部作为监狱，主要关押刑事犯，但也关押政治犯。后来还包括逃兵、不配合的外国劳工，以及1942年8月8日“夜与雾”法令下逮捕的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人。其中莱昂·布鲁姆政府的邮政部长让·巴蒂斯特·勒巴斯于1944年5月10日死于索嫩堡。赫尔舍尔·格林施潘据说也于1944年春被送到索嫩堡，直至1945年初转往勃兰登堡监狱。1945年1月30至31日夜间，索嫩堡再次成为血腥之地——党卫军在向西逃窜前，枪杀了几乎所有在押囚犯。当苏军抵达时，眼前是一片巨大的尸堆。苏军士兵埋葬了死者，并立起一块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处安葬819名公民，被德国人在撤出索嫩堡时兽性枪杀并焚烧。士兵！请铭记并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