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洞见丨人们常说，我们生活在消费者的社会中，既然劳动和消费只是人迫于生计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那么换言之，我们其实也生活在劳动者社会中。这个社会的诞生不是通过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是通过劳动活动本身的解放，它比工人的政治解放还早了好几百年。重点不在于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承认且赋予公共领域中的平等权利，而在于我们几乎把所有人类活动都降级到一个公分母，也就是保障生活所需并提供富足。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谋生”，这就是社会的判决，在职业上可能挑战这个判决的人的数量也跟着骤减。艺术家是社会唯一愿意容许的例外，严格来说，他是劳动者社会中硕果仅存的“工作者”。把所有严肃的活动都降级成谋生的这种趋势，在现在的种种劳工理论中很显著，它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劳动定义成游戏的对立面。结果，所有严肃的活动，不管其成果是什么，都被称为劳动，而对个人生活或社会生命历程来说非必要的活动，都被归类到趣味性中。这些理论在理论层次上附和对劳动社会的流行评论而且火上浇油，使得就连艺术家的“工作”也不复存在；它消融于游戏之中，失去了它的世界性意义。艺术家的趣味性在社会的劳动生活历程中所实现的功能，其实和个人生活中的打网球或从事一种爱好一样。劳动的解放并没有让这种活动和其他“行动的生活”画上等号，而是成就了它不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从“谋生”的观点来看，每种和劳动无关的活动都成了“爱好”。为了驳斥现代人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自我诠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我们之前的所有文明都会同意柏拉图的话：“挣钱的技艺”和诸如医术、领航或建筑的技艺的实际内容完全无关，虽然它们都会借此得到报酬。为了解释这种报酬显然迥异于健康（医术的对象）和盖房子（建筑的对象）的性质，柏拉图又提到一种技艺加以佐证。这种新增的技艺绝对不能被理解为其他工艺中的劳动元素；相反，它是“技艺人士”，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的工作者，用来摆脱劳动的必要性的一种技艺。这种技艺和必须知道如何行使权威、如何在管理奴隶时行使暴力的家主所需的技艺是同属一类。它的目标是从“谋生”中解脱，而其他技艺和这种基本的必要性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劳动的解放和劳动阶级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当然意味着在非暴力方面的进步。然而它是不是在自由方面的进步，则没有那么确定。没有人为的暴力（除了折磨的暴力）能够和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使用的自然力相匹敌。这就是为什么希腊语的“折磨”（anagkai）一词的词源是“需要”，而不是bia，指的是人对人的施暴；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古代东方的折磨，即“没有人能够抗拒的需要”，只能对服从生活所需的奴隶行使。暴力的技艺、战争的技艺、海盗行为和专制独裁，让战败者成为战胜者的奴隶，也使得在更长久的历史中的人们再也不必迫于生计。现代世界的情况则比基督教更显著，随着对劳动的推崇，它极其贬低对这些技艺的评价。而人类事务一般也减少使用暴力工具，虽然没那么显著，但是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劳动地位的提升，以及劳动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内在的生计所需，导致了所有直接源自暴力的活动（例如在人类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包含了暴力元素的活动（例如所有的手工艺）的地位下降。仿佛整个现代世界的暴力逐渐减少，自动地为最基本层次的生计所需的重返打开了大门。罗马帝国在衰亡的那几个世纪中已经发生的事，或许会重演。但是即使在当时，劳动也已经成了自由阶级的一种职业，“好让他们担负起仆人阶级的责任”。现代世界的劳动解放不仅不会引领所有人走进自由的时代，相反，它会迫使所有人臣服于生活所需。马克思早就看到了这个危险，他主张革命的目标不是那早已经达成的劳动阶级的解放，而必须是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乍看之下，这个目标似乎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是马克思的学说中唯一可以说是乌托邦的元素。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从劳动中解放就是从生活所需中解放，而这最终意味着也要从消费中解放，也就是从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解放，而那正是人类生活的条件。然而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发展，尤其是自动化的日新月异所开启的种种可能性，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昨日的乌托邦会不会成为明日的现实，使得人类生活的动力所系的自然循环中本有的“辛劳和烦恼”，最终只剩下了消费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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