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主要信源：（央视新闻——音频丨江姐：在烈火中永生）

1951年川南的一场公审大会上，晒坝四周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声落下，被押在台上的黄茂才猛地抬头，嘶哑着嗓子吼出一句：“我冤枉！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这一嗓子，让原本激愤的现场骤然一静。

这个穿着粗布衫、被定性为渣滓洞刽子手的男人，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28年的漫长申诉。

黄茂才本是四川荣县一个佃农的儿子，家里世世代代给地主种地，年成不好时连交租都困难。

1940年代后期，父亲怕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托在东家刘仲威，川康绥靖公署的一名官员，帮忙，把他弄进稽查处做了个司书，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案件档案。

这份差事让他免去了上战场的危险，对佃农出身的他来说，已是难得的活路。

1948年5月，不善钻营、不会巴结上级的他，在特务机关裁员潮中险些丢饭碗，托人说了情才改派到重庆渣滓洞，顶着个少尉看守的头衔。

上岗前，上级厉声警告他，对关押的政治犯必须严加看管，绝不允许私通消息，更不许包庇，违者一律枪毙。

因此，初到渣滓洞的黄茂才对所有犯人都板着脸，严格执行看守规章，生怕出半点差错。

转机出现在被关押的重庆医学院学生曾紫霞身上。

曾紫霞是因参与反蒋活动被捕的地下党员，某次放风时，她听出黄茂才口音里的荣县腔，便主动搭话，自报是内江白马庙人，两人算得上半个同乡。

此后，借着放风的机会，两人常攀谈几句。曾紫霞聊到佃农受地主剥削的苦楚，发现黄茂才自己的经历与此高度共鸣，他家种了一辈子地也没摆脱贫穷，倒是不劳而获的地主日日骑在头上。

这种切肤之痛，让他对曾紫霞讲述的革命道理毫无抵触，反而觉得对头。

几次接触下来，曾紫霞和同期被关押的江竹筠暗中商议，确认黄茂才并非军统派来试探的奸细，才敢真正托他办事。

1948年夏，江竹筠被押进渣滓洞。

黄茂才查阅档案时，注意到她的籍贯是川北仪陇，算得上大半个同乡，便多了几分留意。

江竹筠起初保持警惕，在确认黄茂才确实帮曾紫霞传递过一些不涉密的消息后，才敢托付第一件要紧事，将一封密信送到重庆地下党指定的联系人手中。

黄茂才借休息日外出采买的机会，将信件贴身藏好，一路上神态自若，与平日无异，顺利完成了任务。

自此，他利用看守的便利，多次为狱中同志传递信件、购入报纸，甚至冒着极大风险，将江竹筠思念幼子的照片偷偷带进牢房。

作为回馈，女牢的同志们凑出有限的毛线，悄悄为他织了一件毛衣。

黄茂才将这件毛衣穿在制服里面，这份来自犯人的馈赠，成了他冰冷看守生涯中一丝隐秘的暖意。

1949年，国民党在西南的败局已定，渣滓洞开始分批秘密处决政治犯。

黄茂才隐约察觉到危险，想提醒江竹筠等人，却终究慢了一步。

江竹筠英勇牺牲后不久，特务机关大规模裁员，黄茂才被遣返回荣县老家。

凭着略通文墨的底子，他在村小谋了个教师的职位，本想就此隐姓埋名，安静度日。

1951年镇反运动铺开，凡是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的人员都被纳入严格审查范围。

黄茂才的渣滓洞少尉看守身份暴露，旋即被捕。

审讯中，他辩称自己未曾参与刑讯，反而帮助过共产党人。

但在当时从严的办案压力下，这被视作反革命分子惯常的狡辩。

当地法院为树典型，很快判处其死刑。

公审台上，黄茂才那句他为江姐做了很多事引起了台下同乡黄大元的注意。

黄大元挺身作证，称知其曾在渣滓洞善待犯人。

主审干部忌惮错杀可能牵涉到江竹筠烈士的名誉，临时改判死缓，后又减为无期徒刑。

1962年，黄茂才获释，但特务的帽子并未摘除。

他屡次申诉，却因关键证人牺牲、那件至关重要的毛衣也不翼而飞，始终无法自证清白，案子一搁就是二十余年。

转机出现在1980年代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背景下。

重庆方面在整理渣滓洞、白公馆史料时，从幸存者的口述材料中，频繁提及一位黄姓少尉文书曾暗中提供帮助。

顺着这条线索，工作人员找到了时任华西医科大学教师的曾紫霞。

1981年秋，头发花白的黄茂才拎着当年记下的零散纸条，忐忑地敲开了曾紫霞办公室的门。

曾紫霞认出了他，联合其他几位渣滓洞幸存者，共同出具了关键的书面证明。

1982年，荣县人民法院再审此案，最终撤销了原先的错误判决，认定黄茂才在特殊环境下，利用职务之便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帮助。

至此，这个在时代夹缝中挣扎了半生的普通农民，终于摘掉了戴了28年的特务枷锁，回到老家，与妻子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冒死相助，他只是朴实地回答，自己是个佃农儿子，知道穷人苦，那时候命不值钱，能帮一点是一点，没什么好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