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是如何崛起并掌握日本政府的?

日本军部其实从未掌握政府，也从未形成所谓军部霸权或者军国主义，明治宪法体制的底层逻辑是「制衡」。

我将以226事变之后为论题展开我的论述，正即如此，借助近卫文麿上台组建他的第一届内阁之前，日本经历的一段被称为“举国一致”内阁的时期，以及一些战时的法案审议，帮助大家理解内阁、政党与军部的关系尤为必要。因为这个时期通常被简单理解为军部势力抬头、压制政党、一步步走向战争的黑暗前夜。然而，仔细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远非“军部独大”所能概括。这段时期更像是一个各方势力——既成（旧的）政党、军部、官僚、财界——在危机中相互试探、拉扯、并不得不进行妥协的时期。议会政治并未突然死亡，军部也远未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整个国家机器是在一种充满内部矛盾的“凑合”与“磨合”中，踉跄地滑向了“意外”的全面战争。

首先，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是日本在1930年代的一种内阁形式，通俗讲就是“大家一起来”的联合政府。不管是哪个党、是军部还是官僚都可以，一起凑成的一个“超大联合政府”。而其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众议院也因为了防范选举产生的竞争，开始对内阁采取审议通畅化的措施（即开始削弱与政府的对立，换取政府不解散议会）。但同时，它不是军部一手打造的坚强战争内阁，而更像是在“二·二六”兵变这样的极端事件后，各方因为害怕政局彻底崩溃而勉强拼凑起来的“应急联盟”。无论是广田弘毅还是林铣十郎的内阁，虽然军部的影响力巨大，但都无法完全甩开议会和政党。广田组阁时，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想把政党入阁人数压到最低，但最终政友会和民政党还是各自塞进了两名阁僚，尽管给的职位不重要。这本身说明，军部尽管强势，但在程序和政治光谱上，还不能完全无视政党的存在。议会，尤其是众议院，仍然是政党（特别是政友会和民政党这两大既成政党）的地盘，任何内阁要想通过预算和法案，理论上都绕不开他们。

于是，在这段时期，议会内部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抵抗与妥协”的拉锯战。政客们知道直接对抗军部风险很高，但他们也绝非唯命是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民政党的斋藤隆夫在议会发表的“肃军演说”，猛烈抨击军部干政和“肃军”不彻底，赢得了满场掌声。这直接反映了议会内对军部的不满情绪是广泛存在的。另一个例子是政友会的滨田国松与寺内陆相之间的“剖腹问答”，言辞激烈到让陆军省自己都评估说，这暴露了“政党的反军感情”。这些言论和行动，在军部绝对强势的想象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但它们确实发生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军部的气焰。

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政策博弈中，政党联合财界，往往能迫使内阁做出实质性让步。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38年的“电力国家管理法案”和“国家总动员法”。电力法案触及财界核心利益，结果在议会审议时遭到政民两党几乎一致的反对（只有社会大众党支持）。政府为了法案能通过，不得不接受大量修改，比如在法案第一条加上了“为使电价低廉、电量丰富”等前提，大大软化了原案中赤裸裸的官僚统制色彩。这完全是议会政治讨价还价的结果。

而更具标志性的《国家总动员法》的出台过程，更是这种“妥协政治”的集中体现。这部法案赋予政府近乎无限的权力，让军事预算规避议会的审议，堪称“战时授权法”。然而，在提交议会前，政府自己就“阉割”了原案中最具争议的条款——禁止集会和解散报纸的权力。为什么？因为政府预感到这些条款会遭到政党的拼死抵抗，可能导致法案暴死甚至引发更大政治危机。于是，在政党大佬的斡旋下，近卫首相指示删除了这些条款。即便如此，在法案审议中，仍有像斋藤隆夫这样的议员激烈抨击其“违宪”。最终，法案的通过也伴随着一个交换条件：设立一个由各界代表组成的“总动员审议会”，作为某种制衡和缓冲装置。这整个过程，充满了旧式政党政治中利益交换和妥协的影子。这说明，直到1938年，既成政党依然保留着一定的政策整合与利益代表功能，并非完全的木偶。

综上所述，近卫内阁前的“举国一致”时期，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渡期。它不是一个单极世界，而是一个多力量相互制衡的场域。旧的议会政治和政党逻辑仍在顽强地发挥作用，通过法案审议、舆论批评、利益交换等方式，对军部和革新官僚的激进路线进行着持续的、有时甚至是有效的牵制和修正。而军部方面，则兼具进取的冲动和谨慎的算计，一方面大力扩张自身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议会、财界乃至内阁内部的反对声音做出妥协，以避免局势彻底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