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农户在坡上拾菌子时，脚下一滑顺着长满青苔的土坡滚了下去，后背磕在石头上疼得龇牙咧嘴。他捂着腰刚撑起半个身子，就见身旁半人高的蕨类植物里，露着个拳头大的东西。
老陈当时四十出头，家就在山脚底下盖的那几间平房里。那天刚下过雨，满山的青苔滑得跟抹了油似的，他本来想捡些菌子回家煮个汤，没承想一脚踩空就骨碌碌滚了下去。后背正好磕在块凸起的石头上，疼得他倒吸了好几口凉气，整个人趴在地上缓了好一阵。他捂着腰刚撑起半个身子，揉了两把后脑勺，就见身旁半人高的蕨类植物里，露着个拳头大的东西。
那东西表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泥，只露出一个圆溜溜的角，泥巴里掺着枯草叶子，颜色跟地皮搅在一起，要是不留意根本看不出来。老陈忍着疼爬过去，用手扒开旁边的草叶子，才看清是个小陶罐。泥巴糊得紧紧的，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他试探着把罐子拿起来，挺沉，里面像是装着什么细碎的东西，轻轻一晃就有沙沙的声响。
老陈顾不上背上的疼，把罐子抱在怀里，顺手又扒拉了几下周围的土，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结果除了烂叶子和碎石头，什么也没找着。他心里头直犯嘀咕，这荒山坡上，哪来的罐子？该不会是老辈人说的那种埋东西的坑吧？可这附近也没见过坟包，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罐子带回了家。到家以后，他打了一盆井水，拿软布慢慢把罐子的泥巴擦掉。泥巴一掉，露出底下青灰色的陶胎，表面粗糙得刮手，但那些刻出来的花纹却清清楚楚的。一圈一圈绕着罐肚子，有的像是弯弯曲曲的河流，有的像是云朵叠着树叶，看得人眼花缭乱。罐口封着一层黑乎乎的硬质东西，他用指甲抠了抠，纹丝不动，硬得像石头。
村里的老周以前在县文化馆干过，退休回来住了好些年，平时喜欢研究些老物件，见识比一般人广。老陈把罐子包好，夹在胳肢窝底下就跑去找他。老周正蹲在院子里浇花，见他急吼吼冲进来，差点把水管扔地上。老陈把罐子往石桌上一摆，扯开布，老周擦了擦手，这才凑过来看。他戴着老花镜，把罐子翻来覆去看了足足有十分钟，脸色渐渐变得郑重起来。“你从哪儿弄的？”他问。老陈照实说了，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要是没看走眼，这怕是有年头的东西——搞不好是汉代的。”
老陈脑袋嗡的一声。汉代？那可有两千多年了。他一下子觉得手里的罐子沉甸甸的，连呼吸都小心起来。老周劝他，这东西不能留在个人手里，得送文物站。老陈想了又想，觉得是这个理。第二天一早就坐了班车去县城。
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看罐子，眼睛都亮了。他们戴上白手套，用专业的工具，一点点把封口撬开。里面躺着一小堆锈得发黑的铜钱，还有十几颗炭化的种子，黑黝黝的，已经看不出模样了。专家说，这些铜钱应该是汉代的，种子是当时作为粮食随葬的谷物，碳化得很彻底。这个发现对研究汉代当地人的生活和种植习惯，价值不低。
老陈主动上交了罐子，文物站给他登了记，发了证书和一笔补助。他揣着证书回家的时候，心里头五味杂陈，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后悔，就是觉得好像做了件该做的事。后来村里有人知道了这事，说啥的都有，有说他傻的，有说他胆小的，但老陈都不往心里去。他自己心里有杆秤，管别人的嘴说什么呢。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今那个陶罐摆在县城博物馆的展柜里，玻璃下面垫着深蓝色的绒布，灯光打得刚刚好。老陈偶尔会带着孙子去看，小家伙趴在玻璃上，盯着罐子上的花纹，转过头问：“爷爷，这真是你捡到的？你咋不自己留着？”老陈摸摸他的头，笑着说：“这东西是老祖宗留下的历史，摆在博物馆里，大家都能看，那才叫值。”
后来有人问老陈，那罐子上的花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摇摇头，说专家也没给出过准话，有说是祭祀图案的，有说是部落族徽的，反正谁也说不清。那个罐子就像个谜，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后人去猜。
那我就好奇了——要是你在荒山野岭里碰见这么一件东西，你会怎么做？是交给国家，还是当个稀罕物件藏在家里？评论区里说说你的想法吧。